　　胡秋萍：在对历代草书创作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女性书家所占比重是很小的，独立成草书家的女性甚至可以说没有。即使是像卫夫人、管道升、李清照、蔡文姬、邢慈静等，我们能够想到名字的优秀女性，也多数情况下是大家闺秀，一般受家人，如父亲、兄弟、丈夫的影响，书体多是小楷、中楷、小行书、小行草见长，很少有大草，而且多是与其家族父兄丈夫的书体风格接近。传统教育不主张女性参与社会和为时代奉献，严格意义上这些女性少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不算是独立意义上的书法家，书法于她们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修养。

　　美术文化周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哪些呢?

　　胡秋萍：古人对女性的教化要求是温良娴淑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举止端庄，笑不露齿，甚至裹脚等，不能有自我意识和精神的追求。大草书创作理念似乎并不符合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温良顺从的教育。另外女性承担人类再生产的任务比较重，无论是各个阶层的女性，其家庭方面占据了她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再者，大草需要严格的法度和字符的训练，同时它又是极理性又极浪漫的诗性抒发。古时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女性没有自我意识何谈抒发自我性情。另外，书法是理性的、符号的、抽象的、哲性的，尤其是草书还是很诗性的。而女性多是感性的、直觉的，当然，这不是对女性的歧视，造物本来如此设置。不过，草书高妙的智慧和境界，即使对优秀的男性书家来说，也是很难达到的。

　　美术文化周刊：古时女性写大草的不多，当代女性书家涉及的书体范围是否更大?

　　胡秋萍：在当代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家庭和女性自我的期望教育越来越重视，现在女性学习书法的特别多，尤其是中国书协成立以来，女性书家一直在追求自身鲜明的艺术追求和审美主张，对书体的选择也更自由，范围也自然有所扩大。当然，这与女性的自我审美的意识生发有关，也离不开社会的引导和进步。另外，这也对女性书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个人修养方面，需要女性去追求的艺术、文化层面的知识更多，因为即使刨除性别与性格之间的差异及社会的从属关系，任何书家的艺术素养的形成，都离不开技法锤炼和文化积淀。

　　美术文化周刊：大草书艺术的雄浑厚重，与女性细腻温润之美之间如何协调统一?

　　胡秋萍：从男权角度来讲，男性更希望女性是温柔的甚或是从属的。不过我认为，大格局和大胸襟不分男女，是个体差异。厚重、雄强、开放、包容、正大的文化艺术导向，才是大国文化和国家艺术脊梁的象征。细弱、小巧、秀丽可以是多元的艺术风格的不同追求，艺术创作因大气厚重才能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当然，当下的社会审美宽泛，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都应该有，也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偏颇狭隘，最主要的是艺术家要听从自己内心召唤，把艺术的追求做到位。

　　任何艺术都是人格化了的形式再现。我选择大草表达自己的性情，这是我自己内心的选择，但也并不是说，大草的狂野与恣肆就需要摒弃女子的温柔与细腻。古语形容一个人的性格：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所以我认为一个人本来就应该是多面的——于自身而言，多面才有趣;与他人而言，性格、人格越丰富也越有魅力。

　　无情未必真豪杰，于女性而言更是如此。天地、家国、丈夫、子女，女人面对国家也要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胸襟和胆识，比如柳如是——她在诗、文、书、画上的造诣以及在面对家国危难时勇于舍身的民族大义，并不会因为她卑微的身份而藐视她，反而是其高品质人格成就了她的人格魅力。作为人，男人也好女子也罢，人格都应是丰富的，多面的。但不管属于哪一面，内心都要有强大的力量才是。

　　美术文化周刊：当下，女性书家面对的困境主要是什么?

　　胡秋萍：从现实与现状来看，书法家本身没有很多的职业可选择，许多机构或官方或民间，男性书法家的职位也寥寥可数，而画家职业就比书法家多一点，在这样一个现状下，女性书家的比例既少又难得。

　　另外，很多女性不愿为之，也许与自我可选择的道路多有关，但没有自尊自信就没有快乐。宗教中讲，人来到这个世界是要经历各种磨难的，他需要坚毅地不断探求、感悟、体证，用更好的心态面对无常的生命。作为女性，家庭要尽可能打理好，获取家人的支持，从而实现自身价值。于我而言，作为女性书家，在长期锤炼笔墨线条的时候，笔墨线条也锤炼着我，非人磨墨，墨磨人。我认为于女性书家来说，你能成就什么不是别人让你成为什么，而是自己内心有一个声音，想做什么的声音在指引自己坚毅地走下去，用一生一世去努力，开足生命的马力，去追求时代的也是自己的艺术梦想。（记者闫敏）

　　人物名片：

　　胡秋萍，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女书法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诗词学会理事。作品曾参加全国第三、四、五、六、七届书法篆刻展及全国中青年第三、四、五、六、七、八届书法篆刻展，获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优秀奖，中国书协德艺双馨会员。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