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祖上留下的宝贝并不多，张大千收藏古字画主要是靠卖画所得的经济收入，而藏画也是为了更好地“师古人”，他的其中一方收藏印“不负古人告后人”道出了此中原因。张大千最初是受曾熙、李瑞清的影响，偏爱购藏石涛、朱耷的作品。张大千晚年曾对友人说他收藏石涛真迹最多时约有500幅，美国的傅申先生在《大千与石涛》中说：“大千是历来见过和收藏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词，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

当然，大千对八大、石涛作品的研究也相当到位，特别是对他们的生平以及各时期的用墨、用笔、构图、纸张、用印、题款、绘画题材、书法乃至交友了如指掌。鉴藏家王季迁曾说，他看石涛、八大只能到“七层”，但在接受张大千的点拨以后，提升到了“九层”。民国时期，大千的伪作就骗过了黄宾虹、罗振玉、陈半丁、程霖生等诸多行家，并留下许多趣闻轶事。民国时期的掮客、藏家朱省斋(1901—1970)认为，在现当代的鉴藏界，能够鉴定出张大千“高仿”的石涛作品真伪者极稀。现当代诸多鉴藏名家在张大千的“高仿”面前走眼，这倒并非是鉴别者无能，而实在是张大千的摹仿水平登峰造极。实际上，张葱玉(1914—1963)与朱省斋观点颇为一致，他曾预言：“张大千伪古前无古人，今无来者”，并和曹大铁(大千弟子)说过，凡喜好收藏石涛、八大的藏家要特别当心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真正把师法石涛和八大的取向转化为当时艺术潮流的人物，非张大千莫属。这股风潮横扫当时画坛的陈腐局面，直接影响了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萧谦中、石鲁、李苦禅、朱屺瞻、沈子丞、丁衍庸、来楚生等一批画家。这场潮流的见证人、已故美术史家俞剑华在《七十五年来的国画》中作了有力的证明：“自蜀人张善孖、张大千来上海后，极力推崇石涛、八大，搜求遗作，不遗余力……于是，石涛、八大之画始为人所重视。价值日昂，学者日众，几乎家家石涛、人人八大。连类而及，如石溪、瞿山、半千，均价值连城。”

除了石涛、八大，张大千在收藏其他古代精品时也丝毫不手软，一掷千金。一则趣闻提到，张大千28岁时(1926年)在上海滩与一批遗老们“混”，他们时常聚在一起玩“打诗钟”，这是一种以猜诗谜方式进行“雅赌”的文人游戏。在一次赌博中，张大千输给了海上文人江紫尘，为了抵销1200两黄金的赌资，忍痛拿出了《曹娥碑》(原为清王府收藏，画上所书题跋中仅唐代墨迹就有7处)。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张大千资产的雄厚。后来，此作又被叶恭绰所得，这便有了叶恭绰慷慨返赠珍宝、善孖和大千叩首拜谢的千古动人一幕。

　　朱耷《松鹿图》张大千旧藏，香港佳士得2014秋拍成交价904万港元

广会艺友为藏画一掷千金

上世纪30年代以后，张大千已不满足于学习石涛、八大、石溪、唐寅等人画艺，而是上溯到宋元，如傅申所说“血战古人”。因为庞莱臣、吴湖帆、溥心畬、叶恭绰、周湘云等好友都藏有不少宋元名迹，张大千绝不甘心在收藏上落于人后。

1936年，当徐悲鸿在《张大千画集》序中写下“五百年来一大千”的评语时，张大千表示：“徐悲鸿说我绘画是五百年来第一人，我不敢当，若要说五百年来第一精鉴人，则非我莫属。”张大千爱画成癖，搜求无止，有时为购一幅古代名迹，不惜倾囊以付。北平字画掮客一旦得知大千在北京琉璃厂鉴定字画，会争先恐后前往排队，请他鉴定，大千遇上喜欢的，一般都会以较高价格吃进。掮客也很乐于与他交易，因为与豪爽有钱的大千交易往往收益不菲，大千也从中获得不少古代名迹。难怪有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认为，一般画家都是被琉璃厂“吃”的，只有张大千可以“吃”琉璃厂，可见其在北平的能量之大。到1938年，大千从北平虎口脱险后，费尽周折，将存放在北平约200件古画运至成都。20世纪40年代初，他收藏的古字画已很可观，曾命门人子侄将一批书画编了一本《大风堂画录》，并详记尺寸题咏。其中有毕宏、文湖州、易元吉等唐宋大家绘画8件，赵孟頫、梅道人、黄公望、王蒙等元人画作17件，石涛40件，八大31件，共计194件。

1944年他曾在成都举办了“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观者如云，甚为轰动。共展出所藏唐、宋、元、明、清历代精品170余件，其中有巨然、苏东坡、赵孟頫、黄公望、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陈老莲、八大山人、石涛等大家的杰作。冯若飞以“富可敌国，贫无立锥”赠大千，大千观后又加八字：“一身是债，满架皆宝”。

董源《潇湘图》50cm×141.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抗战胜利后，大千利用他在古玩界的人脉，从著名的古玩商苏永乾、赵盘甫、萧静亭、靳伯声、周殿侯、马霁川、马宝山等人处大肆收购宫廷流出的名迹，花费资金之多当时恐无人比肩，出手之阔也远超张伯驹、庞莱臣。张伯驹曾花费230两黄金(将李莲英别墅卖给辅仁大学，折合2.1万美元，另加夫人潘素金银首饰)购进隋代展子虔《游春图》，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天价了，而大千用500两黄金加20张明画从一位国民党军官手中换来五代董源《江堤晚景图》;用700两黄金从北平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购进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宋人《溪山无尽图卷》、宋人《群马图》、元钱舜举《明妃上马图》、姚廷美《有余闲图》、周砥《铜官秋色图》、明沈石田临《铜官秋色图》、姚云东《杂画》等9件名迹。

其中，张大千先后请溥心畬、庞莱臣、叶恭绰、吴湖帆、谢稚柳等人鉴赏《江堤晚景图》，并作题跋，也在画上加盖上平时难得一用的收藏章，如“至宝至宝”“大千之宝”“张氏宝藏”“球宝图”“骨肉情”“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可见这幅名作在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幅作品大千遗赠给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他得到董源《潇湘图》后，立即邀请方介堪等好友来家中共赏，又将斋名改为“潇湘画楼”。方介堪篆“潇湘画楼”象牙大印以贺。该印为鸟虫体，朱文，线条繁密谨严，动静对比鲜明，得汉印遗韵而又过之，乃方介堪平生治印之杰作。这方印2007年曾在西泠印社拍卖，受到热烈追捧，最后以99万元被画家任重收购，创当时印章最高价。

有趣的是，大千在内地期间，并没有置什么房产，有一次在北平看上亲王府别墅时，恰恰又遇上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在大千看来，房子不一定卖得出，日后还可买，但画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遂买下这幅旷世名作。1949年大千去国后，为谋栖身之地，不得已陆续变卖了不少字画，其中《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元代方从义的《武夷放棹图》等十多件名迹和一些敦煌卷子以半卖半送方式(2万美金)卖给大陆文物机构，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得知这些真品书画的价格如此之低，可谓欣喜若狂。（作者朱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