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西学：文化创造的空间观不同

　　文房与工作室

　　国学文化的创造空间，可以概括为“文房”。当然，在工人，实为作坊；在商人，实为店铺；在教育，实为私塾、书院；在文化人，才真正称作“文房”。但他们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即文化的创造空间，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是与日常起居生活的空间一体化的。前作坊，后住房；前店铺，后起居；家居中旁辟一室即私塾，即文房，又称“书斋”。这就使一切的文化创造，与日常的起居生活融为一体而没有明确的界限，八小时之内和之外，也没有分别。甚至，这个“文房”不仅在家中，也可以在舟船上，在驿馆中，所到之处，日常生活的空间，皆可作为文化创造的空间。

　　西学文化的创造空间，可以概括为“工作室”。当然，在工，称为工厂；在商，称为商厦；在教育，称为学校；在科学家，称为实验室；在文史哲，称为研究室；在画家，称为画室。这些工作室的共同点，是与日常起居生活的家居住房空间相隔离的，八小时之内，在工作室中进行创作的工作；八小时之后，回到家中过日常的起居生活或去娱乐场所娱乐。他们的文化创造，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都不是在家里完成的，而是在居家之外的工作室中完成的。像康德，写他的哲学著作，也要离开家庭，到隔离的研究室中去完成，庶几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董其昌从松江去杭州，在大运河的舟行中，可以完成几卷书画的创作，这在鲁本斯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工作就是工作，不同于日常；生活就是生活，不再工作，这是西学的文化空间观。工作就是日常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就是工作，这是国学的文化空间观。

　　就自然科学而论，文房的空间，在创造力上肯定不及工作室的空间。尤其是科学高度发达之后，固守文房的空间去创造，只能落后挨打。从这一意义上，近代中国在自然科学、物质文明的创造方面淘汰了文房的空间而引进了西方的工作室制度，其好处不言而喻。但在人文科学、艺术学科方面，“文房”和“工作室”各有利弊。

　　国学的人文艺术，从“论语”、“孟子”到唐宋散文，从二王法书到杜诗苏词，从倪黄名画到亭林日知，虽创作于固定或移动的文房之中，也即日常生活之中，但其价值并不因此而不高。西学的人文艺术，从黑格尔到康德，从鲁本斯到安格尔，创作于隔离于日常生活的工作室之中，其价值当然也很高。这两种高，好比春兰秋菊，各具特色。

　　但今天的中国文化专家，也引进了工作室制度，而抛弃了文房制度，也试图创作于隔离日常生活之外的空间，但其价值未必就很高。这里当然有一个刚刚引进而未能融化的原因。但我的看法，今天的人文艺术创造，固然可以而且应该引进西学的工作室制度，并在不断的实践中使之趋于成熟，但却不应该废弃文房的制度。

　　相比于工作室中与日常生活相隔离的攻关性创造，国学文化在文房中与日常生活一体化的创作也许不能算创作，而就是日常生活的又一种行为方式，用欧阳修的话说，便是“学书消日”。我们看王羲之的书法名迹，都是日常往来的书信而已，没有一件是“创作”出来的。包括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同样也是如此，其创作的心态，非常日常化、生活化。国学文化也好，传统也好，日常化、生活化，是它区别于西学文化非日常、非生活的一个重要特色，而文房，正是其创造的一个根本空间。在工作室的非日常、非生活空间中，要想创造这样的文化，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