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欣：谜踪记 当代水墨实践中的个案

　　经纬之思

　　无论中西，从来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那些之于传统的概念化、样板化理解都不过是惰性心理懒于深究的托辞。系统相对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未中断、至今不绝，恰恰是因为千年不移的动态化调试：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持续发生着变异，与不同时代特质渗透、互融，形成一条精神卓绝的文化巨链承递着往昔人文经验。片段的经验虽为文化遗存不可复现，但它留给后来者一扇扇思接千载之门以弥合历史间距、达成深远的精神邂逅，而它自身则等待被鲜活的观念、语言唤醒，等待被更新、再造的命运。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所定义的“古”，其接近本源的性质使之不在往昔停留：“它与历史的生成是同时代的，并且在其中不停歇地活动，就像胚胎在成熟机体组织中不断活动，或者孩童在成人的精神生活中那样。”

孙磊 半途 100x100cm 纸本设色 2012年

孙磊 大海之二 200x 200cm 纸本水墨 2017年

孙磊 大海之一 200 x 200cm 纸本水墨 2017年

　　风格不存在真正的淘汰和进步，只是创作主体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同、艺术实践的视野不同，一切都是立体的交错。艺术发展受审美观念影响，也是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社会、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来不存在适合所有时代的公式化衡量标准，因而站在21世纪的今日回溯往昔人文经验，以此岸望彼岸，尽可选择平视的角度，不盲目自大，也不至于卑微。世纪之交被频频论及的热词“当代性”，其实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直面的命题，也是文化巨链上不可替代的珠玑生成之因——不同时代因提出不同问题而产生全然不同的“当代性”表达。作为古老画种的水墨的“当代性”，并非指向那些徒有当代图式的作品，而是运用当代人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来应对当下瞬息万变的世界并能独立传达个人看法的作品——其根源与往昔人文经验密不可分。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给出定义：“米歇尔·福柯曾经写道，他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他对当下的理论探究投下的影子而已，此时，他所想到的，或许就是上述句子的一些内容。同样，瓦尔特·本雅明也写道，过去的意象中包含的历史索引表明，这些意象只有在其历史的确定时刻才是可以理解的。这次研讨会的成败，取决于我们应对这种紧迫性和这种阴影的能力，以及不仅仅成为我们的世纪和‘现在’的同时代人，也成为它们在过去文本和文献中的形象的同时代人的能力。”因此当代水墨的背后，首先是一个“当代人”，融化了往昔经验同时又与所处时代保持适度距离以持续内省的人。

孙磊 燃烧之地（三） 90x90cm 纸本设色 2015年

孙磊 燃烧之地（一） 90x90cm 纸本设色 2015年

　　兴于21世纪初渐次生成的“新水墨”包蕴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语言形式，又与传统绘画大不相同，此“新”并非指向与“旧”相隔的某段固化时间，而是在新的文化视野之下观念先行、广纳众流的学术导向和风格面目。瞬息万变的时代，十余年的变迁足以敌得过往昔百年更替所带来的复杂性、丰富性，诸多问题因而变得紧要，经过十余年蓄力的“新水墨”，在艺术价值被学术和市场普遍确认、画风被经典化之后，如何始终保有内在活力，不被简化成一个简单的公式，不被机械化因袭成一个只有结果而没有过程的旧日思想躯壳，使我们不得不直面思考。回望21世纪最初的十年，当代水墨阵营中的生力军“新工笔”、“新水墨”从形态上走出往昔既定样式，但包蕴在作品中的精神内涵与美学气质是中国所固有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初期的它们显现出任何一种画风建构初期所必然存在的稚拙与活力并存的形态，恰恰是这种形态催化了群体持续的思考力、行动力，同时市场的阶段性肯定也从侧面推动了他们坚定地朝向这一创作思路并作出深化。临近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末尾，我们发现，纯粹意在表明文化身份的中国符号似乎在渐次退场，被过度消费的中国符号因成功艺术家的追随者们简单化、表象化的因袭出现了不可回避的损伤，在引发艺术工业化联想的同时流失了原本的内在价值和审美趣味。符号本身并无过错，问题是它是否其来有自，是否取于真实的直觉、知识经验并能够有效地嵌入艺术家预设的编码系统，而非单为彰显文化身份的不知所云。不同于“新工笔”、“新水墨”群体形成初期及成熟时期的中西方元素并置化的对语，渐次转向弱化图式更多地转向内观的要求，并在内观的基础上走向个体美学的淬炼。这一切都源于，我们与十年前面临的文化环境已然不同!信息的共时交互已经成为当代人日常生活中无需被强调的内容，当代人与新时代已经处于鱼与水的关系，因此就很难陷入思考鱼怎样适应水并在其中生活的问题。当异质文化在我们对它的深入了解中不断祛魅、中西对话的新奇感日渐退潮、全球化与本土主义的立场勘定都已成为过去的“新”而非此在的问题之时，当代水墨之“新”也必然需要随之更新。

孙磊 山禽55x98cm 纸本设色 2014年

孙磊 螳螂 55x98cm 纸本设色 2014年

杨斌 后青春的诗之二 240X120cm 绢本设色 2010年

杨斌 后青春的诗之四 240X120cm 绢本设色 2010年

　　在历经百余年中西方文化融合进程、数十年异质文化改造水墨的时期之后，有一点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水墨作为浓缩的集体文化记忆，碎散在每个中国艺术家的血脉中生发出多元的文化结果，然而它们都派生自同一个源头。水墨有其自洽的评判体系，同时身处当代，它的视野必将与当代信息、文化资源发生感应，而如何自发地包蕴当代气象和传统品质显得尤为重要。余英时对西方现代文化之于其他地域的影响有较为清晰的论述：“现代性源于西方，向其他地区传播，由于各地都有自我活力与资源，现代性刺激拯救了这些地区，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也回应并修正了这种现代性。”当全球文化资源已然成为共有养分，我们不再急于思考怎样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怎样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彰显自身文化的独特之时，我们的意识将自然而然地落回文化内部，新的水墨语构生成土壤将在这种自发的“潜古”之下变得更加博远。由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以怎样的知识储备、怎样的思考角度、怎样的美学立场来“潜古”?潜哪里的“古”，是否中国的“古”才是唯一的面向?其后必然要有一个当代落点，这个落点将为我们映现什么?或许带着这些问题潜入艺术家孙磊、杨斌、于磊的“谜踪记”，能够寻得一点启示。

杨斌 离兮 80X166cm 绢本设色 2015年

杨斌 流兮 80X166cm 绢本设色 2015年

杨斌 迷失 230X180cm 绢本设色 2011年

杨斌 时间之象之二 108X317cm 绢本设色 2018年

　　二

　　谜的旨意

　　一切缘于两年前的泉城聚首，三位艺术家盛邀我为他们策划一个展览，承蒙知交信任，我的犹豫反较果断更多。这犹豫之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三位虽以水墨语言为原点，但采取的是极具差异性的叙述角度且说出三个向度的话语，合作三人展不免有些难度。在未觉察到任何一位的艺术观与其他两位存在有价值、有意味的关联之前，我选择先阅读他们的视觉文本。研究过程中我惊喜地发现，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对于艺术家的引动导致了三种艺术形态的发生，尽管他们的取用维度各异，也并未局限于同一文化资源——三位艺术家恰如盛放了多种类目且比例各不相同的营养液的容器，经由各自的直觉、意趣、知识经验、人生阅历将之持续发酵，发出当代人之于往昔时空的三种回声。三位同属科班出身，历经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后于专业高校担任教职，以持续探索的实践精神激励着同道、学子共同推动当代水墨的前途。他们面向传统文化的态度一度引起我的注意：既不是“自觉”倒向单一传统怀抱的功利性、策略化选择，亦非出于“不自觉”地依附灵感、毫不自知的虚无心理，而是介于其间的“半自觉”的心态，不急不躁，甚至有种置身事外的淡然，优游俯仰于不同文化资源中反复拣选、汲取与内心深度发生互融的部分，悄然转化生成自身。数月之后的工作室访问印证了我的以上猜测，并初步确定展览可借“个案”的方式展开——从语言原点朝向三个向度的征途。

杨斌 时间之象之一 108X317cm 绢本设色 2018年

于磊 机之二 90x122cm 绢本水墨 2018年

于磊 机之一 90x122cm 绢本水墨 2017年

于磊 弥 69x49cmx9 绢本水墨 2016年

　　神秘力量藏匿在不透明的语构中，形塑成“谜”，它的时间属于思想蕴育的时间，空间源于与现实的距离。“谜踪”试图提示三位艺术家探索过程中的不可预知性以及有待释读的如谜趣味背后的美学印踪：从现实中掠取元素，主观勘定语义，编织出多种释读可能的架构，从而打破惯性思维有可能引发的阻碍——惯性思维妨碍创作，而“谜”恰是不可见的反面。作为三位艺术家阶段性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谜踪”试图呈出三位艺术家基于各自知识框架、审美趣味推进水墨实践所做的尝试借以探讨当代水墨在信息时代历经共时交互的文化视野之后面临的美学立场与文化选择问题，进而反观这一阵营中极具代表性的孙磊、杨斌、于磊可作个中显例的原因。

于磊 生生不已之变 180x260cm 绢本水墨 2017年

于磊 生生不已之化 200x140cm 绢本水墨 2016年

　　诗人孙磊、批评家孙磊、策展人孙磊、艺术家孙磊，似乎并非是同一个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比孙磊本人更坚定地站在所擅长的领域之中，而孙磊本人似乎更倾向于谦逊地以为，一切都只是他的误打误撞而已。更多时候，艺术家孙磊被认作是诗人孙磊，文学才能的广为人知使他的艺术才能无论如何都有被盛名覆盖、被标签遮蔽的风险，而艺术家孙磊与诗人孙磊究竟哪一个的质量更大一些?恐也无甚可比性，不同的观察角度和思维方法从不同侧面触及他的内在逻辑，不同的书写方式置他的不同面目于中心位置。法国哲学家于贝尔·达弥施在《落差》中提到：“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具体特性，比如科学有科学性，艺术有艺术性，文学有文学性。”艺术性是艺术最本质的性质，而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跨学科、跨形态的融汇正在发生，此间边界日益模糊，尽管具体特性之外的“它性”只是文化形态的“他山”，但它正极大程度地拓展了单一文化形态的认知维度与感知边界，正如孙磊的水墨与诗，运思与组构的背后皆有文本语言与视觉语言彼此参照、遥相互文的典型特征，某种程度上恰是文本意识的介入形塑了他在当代水墨阵营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个人面目。他将中西古今看似并无关联的元素引入画面的语义编织中并深知表象的完整中有最深刻的缺口，于是借来几何符号撼动原初的完整，以极具冲撞感、矛盾感的多维视觉造就观者的目光停顿引发自我对抗、内省的力量，正如《燃烧之地》、《大海》所呈现的“干扰”——这是属于他的应物方式，以断裂的偶态击穿完整的假象。而作品《山禽》让人不觉回到《观打鱼歌》“君不见朝来割素鬐，咫尺波涛永相失”的凄然。画题别有深味地明示了鸟雀并非生来尊贵的豢养物，山林本是它的属地，即使在画面中与山林咫尺之距，重逢却注定是遥不可期，正是鸟笼使它们从此“永相失”!作为象征物的山禽具有现实山禽的形象特征，同时又包蕴传统文化语境中隐逸、不合时宜的山禽意象，未尝不是古代文人的人格隐喻。远山、近水、折枝、山禽、笼与颠倒的罗斯科图式呈出时空交错的文化记忆，暗示忠于内心的归林、归隐与时代共命的永恒矛盾。

　　《脸的历史》开篇一句：“世间最值得玩味的表面乃是人的脸。”一语道出面孔背后不完全属于人类的信息，而是关乎社会、历史、文化的隐喻与象征。几乎杨斌的所有作品都有一个超现实的异境幕景，使被建构的主体物象——无论是身份不明之人、拥有社会角色的虚构面孔，还是面孔消解之后的万物裂变一体都指向一个有别于真实世界的理想化身。一直以来杨斌都在坚守水墨本体语言，使他不自足于出色的表达力进而不致陷入纯粹以语言为鹄的的原因，是他意识到语言如果不承载超越语言的价值就太过局限，他需要以有限承载超越了局限的世界。杨斌对于造型的敏感使得他在探索过程中不断潜古、鉴西，无论汉墓壁画、八大，还是巴尔蒂斯、高更、梵高，他从未停止外鉴形式为己所用并在打磨的过程中提取图式，实现多种文化资源的溶解以完善自我的造型观。创作于2017年的“时间的象”系列与其说是源于宗教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其对仪式感、神秘感的热衷促使作为精神外化的千手形态出现在画面之中。各色脸谱(人、象、狗)与象征社会角色的戏服显映或隐没其间，千手形态渐次渐强的“克制”被内收的力紧缩、凝结，直至表面开出层叠裂纹，状如宋瓷古法失传、浴火盛放的“冰裂”!一切美好事物都脆薄、易损，无从弥合，或许正是杨斌选择以“冰裂”的形式积聚与时间、无常相向之力，与毁灭一切且生发一切之力对峙的原因。“开物”系列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作品，在于其选择了不同于往昔的应物方式，塑就万物互融、万象一体的“冰裂”世界：从人类命运的共有本源、包罗万象的普遍性出发，折回传统文化内部思索物我关系的理路而后发出对所处时代的内省。恐怕连杨斌自己也要吃惊，当万物如宋瓷“冰裂”之时，显现的是他一直在画面中寻找的内在自我。

　　自“传神”、“畅神”到“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中国水墨的抒情体系得以成形。相较于西方绘画重立体、明暗之“镜”，水墨更倾于传达平面、意象之“影”——尽管古画并未着意现实之“影”的描绘，而作为画面主体的植物通常被延伸为艺术家的人格影迹、进而暗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人美德，这一切难逃抒情性质;而在于磊这里，物象非但没有自喻意图，一切有自喻可能的具象物都被她涤除，留下一个余音绕梁而不见歌者为谁的心理场域，无限的虚蕴藏无限的实的辩证可能。“美，不存在于物体之中，而存在于物与物交替的阴翳、波纹和明暗之中。”论“阴翳”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风神蕴藉，笔致道尽东方神韵，似与于磊离形得似、言不尽意的“虚淡”之境殊途同归，可若细想来又多有不同。作为于磊应物方式的“虚淡”，并非以达成东方式唯美视觉为鹄的，她的“虚淡”并非虚空，亦非剪影，而是以精微视眼、抽象意识介入对客观世界的思考进而试图构建幻影与实相、传统与当代的映照关系，其间不无直面自然、跨文化的实验意识以及勾勒自身与《二十四诗品》“冲淡”之品气脉关联的初心。她所选择的“状无形之形”在苏轼看来是极难之途：“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云烟，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通悟常理是“虚淡”得以成立的原因，于磊的“虚淡”起于抒情、并未止于抒情，而是走向心灵的意象、语言的抽象，走向承续古意、超越语境的内在深化之门。

于磊 生生不已之极 200x140cm 绢本水墨 2016年

于磊 生生不已之生生 200x140cm 绢本水墨 2017年

　　结语：

　　个案之中，不难发现三位艺术家作品中的共性特征：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多种文化资源的融化。无论是与古为新还是援西入中，形式借鉴从来都只是表象层级的链接，真正的影响是借助它达成内在精神的互融。他们的创作似乎意在表明，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每一次自发地回溯都是对文化基因的再审视、再理解，于异质文化的外鉴，相对于形式更重要的是将其典型性的思辨和追问意识融入创作中，在对其判断、选择、吸收、转化的过程中生成与内在自我的深度对话。“当代人”背后的经验系统早已不再单一，被指定文化身份标签反显刻意，真正的文化自觉是无论外鉴西方的观念、形式，还是内潜本土文化内部寻求立点，其根源在于艺术家自身相对独立、完善的知识系统和美学经验，无论潜入哪个“传统”，也只允许那些与自身产生深度共鸣的部分在当下形成新的价值，重要的不是回溯哪个单一传统甚至也不是“回溯”这一行为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当代落点将为我们映现什么，以“当代人”的美学立场回应了怎样的问题!

　　孙磊、杨斌、于磊深知艺术家内心的开放度与持续的自省是作品具有长久活力的原因，他们坚守水墨这块阵地，试图以“当代人”的视角链接多元文化的精神巨链，只为一个折返的意义：对当代问题进行有效检视并从中熔炼、重组生成新的文化价值。

　　2018年2月5日于望京（作者 孙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