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王羲之是幸运的，如果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偏爱，不会有如此煊赫的名声。这并非全无道理。但如果没有王羲之，那么李世民的偏爱又从何谈起？这不是随意肯定与否定的问题。字须筋骨血肉兼备，方称完美；况且字既有内美（筋骨血肉），又有外美（气韵风神）。以此衡量，则王羲之、王献之能得其胜处，尤以大王为最。故王羲之为千古巨子，不是谁能否定的。

　　王羲之的生年，主要有太安二年（303）、永嘉元年（307）、太兴四年（321）三说。从现有的资料看，以第一说较符合实际。王羲之出身于两晋时期的高门大族——琅邪王氏。优越的社会地位，在门阀政治的环境中，对他的成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高处不胜寒，上层的政治斗争是险恶的。统治者不得不依赖王、谢、郗、庾等大家族，特别是王家，当刘曜、石勒兵陷洛阳，西晋政权岌岌可危之时，首创过江之议，为司马氏开启了东晋历史的新叶，而成为东晋政权最重要的柱石，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但由此又引发统治者与大家族之间、大家族与大家族之间的矛盾。比如永昌元年，王敦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攻都城建康。包括王羲之在内的王氏一门险遭诛族之厄。这对王羲之这样的人心灵上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恐惧和压抑常常伴随着他。

　　王羲之有“右军将军”的威武官衔。其实他与人们想像中的将军相去甚远。他体弱多病，年少时患癫疾，一二年发病一次，成年后还是弱不禁风。我们可以从他传世的信札中发现他无数次的自陈病态苦状。他几乎浑身是病，“胸闷”，“心痛”，“胛痛”，“腹痛”，“耳手亦恶”，“诸患殊劣殊劣”，往往“大吐”，“沉滞兼下”，“烦不得眠”，“不得食”，有雨则“肿”“转遽”，有风则“举体急痛”，甚至连雾也得避开（“日出乃行，不欲触雾故也”），真是“疾笃难下治”，“不知何以救之”；他在性格上又是内向、压抑、敏感的。比如，据《晋书》记载，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他与王述的矛盾最终导致他于永和十一年称病辞职，并留下了那篇著名的《告誓文》。文中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深谷。”这与《兰亭序》中“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完全一致。不过，郭沫若认为：“王羲之的性格，就是这样倔强自负，他决不至于像传世《兰亭序》中所说的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这恐怕与事实不符。而与王羲之同时的庾亮称他“清贵有鉴裁”，以及后来《晋书》上说他“以骨鲠称”，则还是比较切实的。

　　王羲之对仕途的不甚热衷，却是艺术史的大幸。当时，古朴质实的锺繇、张芝书法已不为世人钟爱，王羲之也曾自负地说：“吾书比之锺、张，锺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而当时的“名公们所写的字都是一种飞扬纵肆的、横七竖八的笔势和字形”（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王羲之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既突破了“古质”的隶书风范，以顺应“今妍”的历史潮流，又以扎实的隶书古法纠正了“飞扬纵肆”、“横七竖八”的时风。王洽在给他的信中称赞他“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锺、张”。他的“俱变古形”，具体地说，在楷书方面，他对以往的笔法作了根本性的变革，进一步摒弃了隶书笔法而趋向简化明快，从而为楷书的书写奠定了新的笔法规则的形态样式；在行、草书方面，他改变了笔画横平竖直、用笔起伏提顿幅度不大、风格古掘质朴的传统，而代之欹侧的笔势。“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袁昂《古今书评》）显得巧妙、生动，“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孙过庭《书谱》），变化极为丰富。可以说，王羲之出，行、草书笔法才有了根本性的开拓。与这种笔法相辅相成的是结构上的遒媚紧敛，所谓“势巧形密”。这种“内擫”的笔画、结构，有一种蓄而待发的势、态和张力，所谓“龙跳天门，虎卧凤阁”。而字与字之间又有起承转合的映带，“状若断而还连”，既不同于古法的字字独立，又迥异于时风的纠结飞扬。

　　“右军俗书趁姿媚。”王羲之的新体固然不如锺繇、张芝书法那么古雅，但它顺应了历史潮流，因而赢得了崇尚华美的东晋人的普遍欢迎。当庾家子弟也学写这种新体时，庾翼曾教训道：“儿辈厌家鸡爱野鹜！”但他最终也不得不承认王字“焕若神明”了。

　　部分王羲之行书帖欣赏

　　1、《圣教序》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