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工匠精神慎谈创新

　　创新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儿。它有一种天然的前卫精神。创新意味着创造新的样式、规则和规范，意味着对传统及既有的超越态度。在一般的文化生态中，新似乎总是代表着活力、未知和魅力。于是，不知不觉中，新不再仅仅是创作的对象，而成为了价值判断的标准本身，至于这种标准是否合理，如何合理，对于创新评价体系的思考往往被创新带来的惊奇感和冲击力所忽视和掩盖。

　　广义地来说，创新总是容易的。只要对原有的秩序和材料等等作某种改变都可以算作创新，大家都在茹毛饮血的时候第一个试着把肉烤着吃的人就是创新;笤帚是用来扫地的，有人突发奇想地把它当做飞行器骑在胯下满天飞就是创新……

　　以上列举的关于“创新”的例子有一个是加了引号的，这就是语言的奇妙之处。由此可见同样是“创新”(这里引号的意思则又有不同)，也有高低上下正经顽劣之分。新旧与否，从来就不是价值判断和观念进退的唯一标尺，“新”本身不应有褒贬倾向和价值标准，而只是一个区别有传统和既有事物的中性词。至于“创新”是否有价值，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就艺术作品而言，创新一般不外乎至少三个层面的考量：主题，内容，形式。人类万千年来的艺术实践早已形成了无数经典，形成了从主题、内容到形式的海量优秀作品、风格和流派。这些经典无疑是在不断突破前人即“创新”的基础上凝铸而成的，同时又成为无数同代人与后来者试图超越的高峰。然而，经典一旦形成，便成为了一个个他者谋求“创新”的参照和阻碍。

　　不是所有的“创新”都会成为经典，所有对传统和既有的改变都必须至少在某个层面上实现合理、合法与有效。把一身短襦长裙的古代仕女有意画得手挖鼻孔呲着龅牙固然是创新，但这种为创新而创新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让人感到新奇的同时却莫名其妙。当然，在时下所谓的多元艺术理论与批评视野下，这类“土肥圆”式以夸张戏谑的手法创作的所谓当代艺术作品可以有多种听上去合情合理的阐释，它可能是关乎传统文化的、民族情绪的、道德伦理、人类危机的，但这样诡辩式的语言与逻辑游戏并不能掩盖作品牵强附会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表示当代艺术作品“看不懂”、“不耐看”的原因。我们今天之所以都在讨论“工匠精神”，正是基于对现今很多领域的盲目“创新”的反思，让人们重新认识“创新”的内涵外延及价值指向。

　　与主题和内容相比，形式上的创新是相对容易的，任意的错置、夸张是常用招数。为了最大程度上减弱作品的主题、内容和形式之间的互相抵牾、生拼硬凑之感，很多艺术家便越来越走向造型、色彩、尺寸的杂糅和荒诞的极致，以视觉上的精致感与冲击力淹没观者对于作品本身的思考与诘问。而面对评论家的追问，很多艺术家选择了所谓不可说的灵感、顿悟作为回答。

　　工匠精神强调的不仅仅是对作品的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更是一种坚守，是对材料、工艺、造型以及背后承载的文化与精神的敬畏、坚守与传承。以陶瓷为例，从史前陶器到商代的原始青瓷再到后来蔚为大观的五大名窑、南北各大窑口，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传承，也有根据自身趣味和条件出现的“创新”。这种传承是文化的必然，也是“创新”的前提，这就是清代著名的景德镇督陶官唐英在《陶人心语》中所说的“摹古酌今”。对于传统的揣摩研习，对于当下的思考探索，才是创新的正途。曾经见过不少所谓当代陶艺家甚至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其“创新”力度实在让人瞠目结舌。一件苏轼笔下“曲直刚柔总相宜”的宋代影青梅瓶，可以被施以梵高的油画风格彩绘，而一只浑圆端庄的雍正天球瓶，则被某些大师“创新”地在瓶口嫁接上一个任性的葫芦瓶或者撇口碗……

　　不难看出，中国当代陶艺创作面临的问题与当代艺术面临的困境十分相似，从历史地来看，两者都有着高度程式化的、难以逾越的传统经典样式。但同时，当代陶艺又有着自身特有的尴尬处境，其介乎使用和审美之间的特殊性让其在面对当代艺术思潮特别是观念艺术的冲击下多了几分拘谨。于是，当高歌猛进的中国当代实践和市场拓进逐渐回归理性之后，当代艺术尚可以退守传统文化和笔墨之中自娱自乐，而作为新生事物的当代陶艺却发现从语言和观念上都没有直接的逻辑起点。

　　真正的工匠精神一定是慎谈创新的。对于传统的认知和坚守越深入，对于创新的理解和探索也就越慎重。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独特的文化与精神生态，每个时代也必然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地“创新”属于自己的风格样式。这种“创新”，一定是基于传统营养和现实需求的“摹古酌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