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用笔之“力”与“势”

铎山刻石 李斯

　　古代《诗经》中的作者，曾由老鼠产生灵感，创作出《硕鼠》的讽喻诗篇。秦朝宰相李斯也因为有悟于鼠的不同境遇不同生活，而坚定了择木而栖、修身兼济的思想，博学万卷之后尊用三公。北宋《墨池编》录李斯《用笔法》一文，后《四库全书》所辑《历朝书论》又简约名其《论用笔》;至今真伪之说终不一致，却也能观窥发端。

　　李斯善篆书，小篆多要求婉丽且遒劲。又因彼时钟鼎文字的影响，婉丽并不重要，遒劲才是首位。遒非刚，是行云流水，游刃有余。好似琴弦，虽细细却能作铿锵之声。荆轲刺秦王所用匕首，与庖丁所用尖刀，都是此种美感，一报金台动撼之恩，一合桑林至诚之舞，全在“专致”一处。李斯言行律令，尽峻极清，每为专固。若秦王所负八尺长剑就好似是钟鼎彝文了，需雍雅挥之才好看。当然偶作奋笔也颇能御敌成效，气力非凡。后来杜甫对李十二娘的描写，张旭对公孙大娘的顿悟等剑舞，一脉相承了钟鼎文字的健捷严谨姿态和倜傥天真的神情，传李斯云“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没这一种果敢，或者赴洛举鼎的英韵，就别模拟鸟虫篆字，也更别写大草书了，顶多写成善舞的长袖，不是水袖也不是广袖，却不能有真正剑器的飒爽。不可以有傲气，但须“要有傲骨”，亦是如此。这自然和王氏群贤的“筋骨论”密切有关。“筋骨”非是楷行书专用，而是“下笔有神”的通论，贯穿始终。

　　但这种英勇，亦须要含而不露，才是真正的壮美。荆轲内勇而外和，他所等待的智盖聂也是，而同行秦国的秦舞阳是外勇内诚，所以此间勇者未如霸者。霸者，除去自身勇武，还要擅择善任，经营得当。荆氏再待，是为成仁;孟母三迁，是为养德;孔子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为修身;良禽择桐木而方栖，君子观鼠而有悟，是为齐家治国;无分清浊无以明天地，不善取舍又怎能知利害。又如词牌《蝶恋花》竟然写热恋，更叫人触目惊心。曹翁笔下，大花园里取个名字，还拿“武陵桃源”和“秦人旧舍”突出强调了避乱的含意，所以不用词牌《武陵春》来歌颂春天也许要好些。所以，达到真正勇、英、豪杰的前提，是深入清醒地了解客观实际;书写真正楷行草转的前提，是深入透彻地学习笔的力与势。

　　又如陆游有诗句“满村听说蔡中郎” ，记录了赵五娘故事广泛流传的情景。这一故事给蔡邕带来了不少议论，关云长大战秦叔宝，一堆人围着凤姐这张巧嘴等新意，无奈凤姐心思不在此处，于是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一边是热闹非凡，一边是“冰凉无味”。一厢真一厢假。这首诗虽是陆游闲居所作，意境却饱忧不闲。太史公以李相“阿顺苟合”“听邪、废適”遂“被五刑死” ，司马子正亦感其受惑而“变易神器、本同末异”，民间不仅以其不若百里奚之育智安民及王翦之明势保身，更有误国乱天下之说;以毁大于誉，虽然太史公也称其“功且与周、召列”。蔡邕则是由于董卓所累， “名浇身毁”，尽管当时已“缙绅诸儒莫不流涕”，“执政”亦悔之不及，却也留下了董、蔡一般的印象，后来不少非议而谑。

　　蔡邕同为乐于选择、博学广智之人，也因为当朝重臣一恨而获罪。与李斯不同处是，他主动选择避开乱权高官，而不是跻身朝堂。为学当中，不能辨则无从学。不是大家都是宝玉那个和事佬脾气，炭篓子戴得嘻哈有趣。王国维认为他这种承载了“所有人之痛苦”的主人公，只能走向极端的解脱方式。古今以来，我们的审美却从来不肯极端，是要中和的。《读书论》，也不能揪住那几个兔走鹰隼飞的词语，一味蛮力、制造秃笔。还是要静下来，仔细读一读。

　　蔡邕《笔论》开篇：“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这个“恣”字可读。恣，源出于自心的感受，自得自在。参看李白“人生老大须恣意，看君解作一身事”“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等句子。得意而寓形，散怀而深情。散，本作寄托，向往，也不是松散懈怠之意。散是为有感而发，恣是为意气相倾，所谓后来胸中有画、心手两和之类。不然散开衣袖肆意胡为、心猿意马躁动不安，怎么好“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如何能顺畅书写?庄子说物我两忘，是为至静，老子谓天真婴儿，是为至诚;摒除杂质，才能够得诸“意”，才能够将自然纳入怀抱、将怀抱托乎自然，才能够是在门室边上转一转，开始谈论艺术。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沸反盈天的一个心灵，不纳外物，如何传神传形。蔡邕后文那一串若此若彼也无用处了， “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师旷善听，曾经谏止靡靡之音;中郎从琴声听出杀心也是了得，并有爨下救焦尾的雅事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