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演变中的“回溯”现象

范式碑 局部 三国·魏

封禅国山碑 局部 （传）苏建 三国·吴

    18世纪英国美学家荷加斯在他《美的分析》中提出“蛇形曲线”的美学概念，认为这种曲线“不仅使想象得以自由，并且使眼睛看着舒服，而且说明着其中所包括的空间量大和样多。”“有生气的心灵总是热衷于蛇形线式运动，这最能体现灵动的审美理想。”此番论述的美学要旨，在于揭示审美流程中，一般都不是采取直线平面式的取向，而是以灵动作为特征的多重多样偱环往复的立体式推进。在书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蛇形曲线”涉及“主流”与“回溯”等多种审美关系。如果说“返流”“支流”“次流”是和“主流”相对的话，那么“回溯”则是与“主流”相侧相伴而又相互依附的一个概念。任何艺术的发展，本身有它一定的前瞻性、导向性、精确性，呈现出“主流”性的未来态势，但艺术发展非常纷繁复杂，不可能非此即彼地朝向预期的目标精准抵达。一些未被认识的元素，或者一些认识还不完全的特征，在参与“主流”推波助澜迈进的同时，会呈现出不规则的“回溯”现象。

　　字体形态演变的前景与走向，尽管人们绞尽脑汁，但终没有提出清晰可见的线路图被世人所信服，就是概括的“由繁至简”“由具象到意象到抽象”趋势，可称之为字体演变的“主流”，但毕竟粗放、笼统而含混。字体演变真正让人为之魂牵为之梦绕的，是一次次不随“主流”而行的“回溯”现象，这种“回溯”盘旋还绕，不为意造，“剪不断，理不乱”。

　　篆书后期的发展反其道“回溯”到了古隶。篆书产生，本是在实际应用的环境下酝酿而成。因其笔势圆整，体势雄健，尚婉而通、匀称而谐，成为官方钦定的通行文字。但自汉以降，其曲折难写，无波无磔的特点，实在无法适应新的社会之需要，篆书作为一种字体退出舞台成为定局。按理讲，根据简约流美的主旋律，本应朝着运笔自如、圆劲丰腴、活泼矫健之路前行，但事实上，篆书不可思议地又“回溯”到了古隶。在李斯统一六国文字前，古隶早已萌发流行，从现存古隶的特点看，总体上字形多横扁取势，笔画夸张，结体右高左低，顿挫有力，含蓄稳重。在后期篆书少人问津之时，古隶活力重新迸发，再次粉墨登场。三国时，吴国问世的《天发神谶碑》既可视为篆书的一抹余晖，也可视为古隶重燃之一冉薪火，它承续又彰显了古隶的所有特征，用笔大刀阔斧，意态奇拙，颇具装饰意味，威严不可侵犯。这种“回溯”倒流，令人费解，既不可归结于吴地未受篆书流美濡染，又不可解读为吴人缅怀旧制而对新风麻木不仁，只能说明文字的前行，本是规整性、便捷性、多变性、审美性多种理念交错，互相影响，相互促进，而绝不是单一线条式有秩序可预测的向前演变。

　　古隶后期又莫明其妙地“回溯”到汉隶。隶书起源于秦代，人们依据“篆圆隶方”的文化观念，将用笔方折的秦隶一般称之为古隶。毋庸置疑，在古隶没有发现之前，人们所熟悉的隶书是汉隶，汉隶跟人们熟睹已久的秦篆，明显存在着方圆之别。其实，古隶与汉隶有着较大的差异，古隶既是隶形篆笔，又是篆形隶笔，与篆书可以称为互为一体，亦即在篆书回锋过程中不经间流露出“蚕头”，在收笔略去出锋，虽无“雁尾”之形但十分接近“雁尾”之意。因其载有篆隶“二重性格”，后续发展竟也瓜瓞藤萝，绳绳续续，不仅未被汉隶同化，而且一直延展到三国时代。三国时期魏国的《范式碑》、吴国的《封禅国山碑》等，都是这种古奥神秘之古隶。当三国时期新颖别致的楷书强势占上书法擂台后，古隶便落入了难有作为的窠臼之中，因为古隶与楷书相比显得无精打采、麻木迟钝，古隶在前无出路的提前下，竟没有如人意想的那样，投入到楷书的怀抱，与楷书顾目流盼耳鬓厮磨诞生新的艺术结晶，却又“回溯”到曾与之比肩背弃的汉隶之途。纵观此“回溯”流向，既可看出书法审美在追求婉媚秀逸意趣之时，仍不忘却“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质朴淳厚。因古隶之“回溯”，使得汉隶更加不见雕琢之迹，尽见朴雅之韵，“天然古秀，若石纹然”。其高古伟岸、随意自然的风致，足以令后世万代颔首称赞。

　　书法的演进还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要红是红，要绿是绿，汉隶后期又云深雾重般地“回溯”到了真楷。东汉晚期汉隶进入黄金时代，汉隶神采有如清康有为在他《广艺舟双楫》中列举的那样，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但至三国时期，这些神采开始出现步履蹒跚、视觉疲劳和审美倦怠，程式、刻板、规矩使之成了一把被风雨剥蚀了旧式“宝剑”，“山重水复疑无路”，渐渐受到人们的冷落，不复往日的宠爱，甚或每况愈下。如果说汉隶接近平民化，那么既平民化又贵族化的应数行书，行书因其丰富多彩的笔法、浪漫的风格，本应成为最具活力的审美因子，唐张怀瓘《书断》就盛赞行书：“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以纵然，临事制宜，纵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中最为风流也。”按照思绪惯性和传统驱动，汉隶本应当向行书发展，历史再一次忽略了前进的“主流”，给“回溯”又一次崭露头角之良机，汉隶归属却“回溯”到了楷书。而与此相似的是，真楷在后期的发展中，又出其不意地“回溯”到了行书，进入书法史上颇为有趣的“紊乱”期。人们实在探寻不出这种演变的根源。常理中的那种由真楷，到行书，由行书再到草书的美好假设，纯属是书家和赏析者的一厢情愿，闭门奇思之想。事实上，一种书体的产生绝非一朝一夕，与前面的书体也并非亦步亦趋，首尾相踵，文字演进应时趋变、艰难演绎本就是不着边际，“乱花渐欲迷人眼”。要想梳理出发展“主流”，如同在杂乱无序的团团线麻中寻找一根毛发。那沉淀着古人智慧的书法遗存，如同没有日期的散乱日记，即使梳理出每日作息起止的时序，但终究无法厘清岁月浸泡中的拳拳悲喜之情，其情之真、意之切，泼水印迹般散漫在字阡墨陌中。（嵇绍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