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宋名僧惠洪是中国佛教史和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其著述范围之广，在两宋禅林中可称第一，后世僧人也罕有其匹。他既致力于佛教论疏、禅门旨诀、僧史僧传、门笔记、语录偈颂的撰写，又流连于世俗诗文词赋的创作与诗话、诗格的探讨，甚至偶尔旁及儒书注释。据各种僧传、书目、方志记载，惠洪一生著述有二十多种，一百八十卷，去其亡佚和重出，今存著述尚有十种一百零四卷。惠洪的诗文集《石门文字禅》正是他整个撰述理念以及写作内容的集中代表，不仅体现了佛教内部禅教合一的倾向，而且也显示出僧人借鉴士大夫文学传统而交融儒释的自觉努力，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挣扎于出家忘情与世俗多情之间的诗文僧的绝佳样板。

　　《石门文字禅》共收古近体诗(含偈颂和词)一千六百五十八首，各体文五百三十五篇。惠洪的诗文创作主要继承了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元祐文学传统，同时借鉴佛教禅宗的思维方式及部分语言特点，文字与禅的双向交流融会，使他成为宋代禅僧文学书写的典范。惠洪的文学观念受苏轼影响很深，主张“风行水上，涣然成文”“沛然从肺肝中流出”，他写作诗文常以快意为主。佛教义学经论的博辩无碍，禅宗语录的灵活通透，则从般若智慧方面给他的写作以更多的助益。同时代的圆悟克勤禅师称他“笔端具大辩才，不可及也”。

　　惠洪诗文在他生前就已被传抄。《石门文字禅》在他死后由其弟子觉慈编成。宋代各本皆久已亡佚，刊刻情况不详，今存最早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径山寺刻本，今见各种《石门文字禅》都出自这一版本系统。惠洪诗文早在南宋就传至日本，在室町时代五山禅僧文集中，常能看到对其诗文的征引评论。遗憾的是，日本今存版本也都出自万历本系统。比如宽文四年(1664)田原仁左卫门刻本，版式与万历本全同，只有几处句子旁夹注异文，略可供校勘。宝永六年(1709)日本曹洞宗僧人廓门贯彻《注石门文字禅》刊刻问世，其注底本虽出自万历本，但它是中日学界迄今为止《石门文字禅》的唯一注本，承载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2012年，张伯伟等人整理校点《注石门文字禅》由中华书局出版，嘉惠中国学林，为功匪浅，对于宋代文学、禅学、域外汉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廓门的注释受制于其时代、地域及知识结构的局限，多有纰缪疏漏，其对于儒释的“古典”尚能征引，而对于北宋士林、禅林的“今典”则多付诸阙如。而中华书局整理本在文字校勘和标点断句方面，尚存在不少讹误和可堪商榷之处。

　　为推进中日两国宋代文学与禅学研究的发展，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身份与日僧廓门贯彻展开相隔三个世纪的对话，同时也为了使惠洪诗文集的价值更清晰地展示于世，十多年前，笔者为自己设定了重新全面校注《石门文字禅》的任务，以期利用自己长期研究宋代禅宗文学与参加《苏轼全集校注》的经验，利用当今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古籍检索的便利条件，尽可能给读者呈献上一部更为完善、更便于阅读的新注本。

　　这部《石门文字禅校注》以《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万历径山寺本为底本，参校廓门注本、《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箸》本、常州天宁寺本、宽文刊本等，同时参校历代选本，如《声画集》《宋高僧诗选》《瀛奎律髓》《古今禅藻集》《宋艺圃集》《石仓诗选》《宋诗钞》等，还参校宋人诗话笔记，如《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能改斋漫录》等，尤其是惠洪自己的著作如《冷斋夜话》《林间录》《智证传》《禅林僧宝传》等，再参校禅门典籍，如《人天眼目》《禅宗颂古联珠通集》《乐邦文类》《禅林类聚》《禅宗杂毒海》等，此外参校各种类书方志，如《锦绣万花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永乐大典》《舆地纪胜》等。在校勘方面，除了用对校法勘证异同之外，本书更多采用其他三种校勘法：一是本校法，以本书前后内容互证，定其正误高下。二是他校法，以惠洪其他著作或他人著作校对本书。三是理校法，根据上下文文意，融会贯通，校正不成辞的文句，其基本判断为“涉形近而误”和“涉音近而误”两类，这两种错误的产生是因底本最初的抄录性质所致。以注释说明校改理由，是本书采用理校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其理由包括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修辞学以及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各方面的证据，尽量避免校勘者的主观臆断。出于对底本的尊重，本书在校改时均将底本原文字用括号标出，读者在阅读或利用本书时，也可知底本原貌。

　　在注释方面，此书为绝大多数作品作了系年，力求做到知人论世。除了注明音读、解释词义、说明修辞、引证典故、疏通文意、阐明思想之外，本书还尽可能考证人名、地名、本是，推求出与作品相关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力求为读者了解北宋禅林和士林的基本状况提供助益。《石门文字禅》中有大量涉及佛教禅宗的作品，因而注释时笔者力求介绍各种佛教知识和禅门习语，引证并解读相应的佛教文献，以使读者能初步读懂。总之，笔者期待《石门文字禅校注》的问世，能给研究宋代文学、史学、佛教禅宗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学者提供助益。（作者周裕锴）

来源:光明日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