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摹和创作，这个问题几乎和每一个搞书法篆刻的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书法和篆刻是传统文化，是两门传统艺术。无论是广义上的或是狭义上的借鉴，都是跟临摹有关系，所以，平时写字也好，练习书法也好，学习印章也好，开始那一步一定是临摹，是绕不开的。谢稚柳先生曾经说“借鉴之道，是借鉴愈深则自创愈高。”虽然没几个字，但是他说出了这个辩证关系。如果你不在乎借鉴，不在乎临摹，想当然地想做自己心目当中的艺术，恐怕还不行。

　　临摹有很多方法，比方说你不是一笔一画、亦步亦趋地照着写，依葫芦画瓢。临摹本身，还是会牵涉到很多细细小小、方方面面的所谓的方法问题。我个人花在临摹上的时间并不很多，临摹与读帖在时间分配上大致参半。年轻的时候喜好书法，但是不知道书法是何物，看不懂所谓好的书法究竟好在哪里。因为看不懂好在哪里，就无法入手，那怎么来学习它，来临摹它？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识字时，对书法完全没有概念，当时只是觉得，字要写端正，要写得好看。记得读一年级时，学校里发方格本，让我们从一二三四开始写，恰巧我看到路边的招牌上有一个“一”字，跟课本上的那个“一”是不一样的，它有点弧度，我觉得很好看，于是，我就不照课本上的那个一字写，而是照着马路招牌上的那个有弧度的写。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你为什么不照着课本写？”我说：“我觉得马路上的那个‘一’比课本上的好看许多。”这是当时对书写的一种很朦胧的认识。

　　书法本身有一个严格标准，或者说是有一个客观的高度。问题在哪？正在于不知，因为不知，所以就无法入手。因为不懂它好坏，就不晓得要怎么来学习它，那么我们就会跟着大人的意见走，大人让怎么写柳公权我们就怎么写柳公权，大人让怎么写欧阳询我们就怎么写欧阳询。记得我最初是从写欧阳询开始的，实在写不进去，欧阳询的一笔一画是那么标准，我写不了。然后就写柳公权，我觉得这个字倒还蛮好写的。但是又有老师提出，柳公权的字格调不高，你不能这么写。所以小时候写字真是很犯难，不晓得听谁的好，心里又很着急，想赶快把字写成大家都一致认为的好字。就这么磨磨蹭蹭、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交友圈子的扩大，结识的高手也越来越多，情况就发生了改变，就开始一点一点明白写字是怎么一回事。当十年二十年以后，我再回过头来看欧阳询，跟我最初认识的欧阳询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学习艺术，我笼统地讲，一定要有见识，一定要听从高手的话，听从有水准老师的指点。我们小时候写字，老师就跟我们讲，开口奶一定要喝得好。小孩子可以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学习文化，学习知识，如果教他的方法不对，岂不是费了时间又没学到东西吗？但是学的人却容易当局者迷，他不认为就是这样，他觉得他的老师教得最好了。所以，我有时也会谈到这个话题，我说我的一生算是很幸运的，如果我没有碰到谢稚柳先生，如果没有碰到唐云先生，如果没有碰到关良先生，如果没有碰到沙孟海先生，也许我的眼力就会仅仅停留在马路上的那块招牌的水准上。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客观的高度，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眼界的扩大，随着看到那些原来不懂的东西变得一点一点的明朗，然后你再来思索那条自己以往走过的路，才会变得清晰起来。

　　从面上看，所谓临摹，是找一本字帖，照着它照式照样地写就行了，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鲍贤伦老师说临摹需要找到跟自己的性情和审美比较靠近的这一路来实施。我觉得这个想法对大多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其实临摹也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比如老师让你学习写隶书，但是隶书有好多种，哪一种隶书是和你对路的呢？你是写《曹全》还是写《张迁》呢，是写《鲜于璜》还是写《礼器》？还有即便是你手里有宋拓的好本子，你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去临，这个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我是到了40岁左右，才生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我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我在读《张迁》的时候，就发现它里面有若干同样的字，但写法却都不一样，所以，临摹到了后面的阶段，当看到了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些问题单独拎出来去解决。当初我们开始学写字的时候，看到那些名碑名帖，是不敢往其他方面想的，就觉得本子里所有的字是没有一点毛病的，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事实是，再伟大的书法家，再著名的碑帖，都有不足的地方，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是合乎辩证法的。如果认清了这一点后，再来有选择地去临摹，我想最后所得到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临摹的的确确是我们学习传统书法的一把金钥匙。清代初期的大书法家王铎，有文献记载他是隔天临摹，隔天创作。他的功力已经很深了，为什么还要临摹呢？因为他觉得古人的碑帖中还有一些现象让他揣摩不透。而哪怕是同一个问题，一个人20岁时候的看法跟他30岁时候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已经快70岁了，我看古代的碑帖也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所以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点一点积累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不断体验和实践的过程。如果只是纸上谈兵的话，恐怕一辈子都认识不清楚。（作者刘一闻）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