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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艺术世界里,真、善、美相辅相成,即使在当代艺术的世界里,只要它的对象仍旧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真、善、美的艺术原则仍旧是无法回避的。然而,真、善、美的本质上仍旧是按照顺序,一步一步得以实现的。在西方美学的概念中,“真”对应的英文词是Reality,是现实、实在、真实的意思。法国雕塑家罗丹认为:“艺术之源,在于内在的真,你的形、你的色,都要传达情感。”由此可见,画家的使命是揭示客观现实的内在的真实,同时,在描绘的过程中传达情感。
近年来,关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体量与投入在中国美术史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遗憾的是,“快出作品、多出作品、出好作品”的号召,违背大型艺术创作需要大量时间投入的真实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蒙娜丽莎》跟随达·芬奇的终生,画家始终认为作品不够完美;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耗费三年的时间;沈尧伊《遵义会议》从1994年8月开始,耗时两年半,四易其稿,上画布又用了一年半。由此可见,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作品,尤其是以严谨的写实绘画语言为主体的作品,不是“狂飙突进”就可以解决的。
那些借助风潮捞名声、攒资历、得好处的作品大多经不住历史的考验。这一点,历史会说明。更为重要的是,“狂飙突进”会让画家们逐渐趋于一种失“真”的状态,他们在狂飙突进中无法静心思考,精研画意,而是“出名要趁早”——入选是真的,拿到资助是真的,以此作为卖画的资本是真的,所以,怎么讨巧怎么来。对于这样的画家,真实只存在于利益的考量上。
其实,美的艺术形象与“真”紧密联系。黑格尔认为:“感性观照的形式是艺术的特征,因为艺术是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确切地说,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人们要求艺术真实,却不要求艺术等同于现实。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用法国雕塑家罗丹的话来讲:“只满足于形似到乱真,拘泥于无足道的细节表现的画家,将永远不能成为大师。”“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
对于庞大的中国画家群来讲,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为他们提供机会的同时,也向他们提出了挑战。近年来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与其兴起之时的2009年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相比,虽然不乏精品问世,但在整体艺术品质上仍有待提高。具体来讲,就是在“善”与“美”的层面上有所发展和提高,在“真”的层面上却有不足。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美和善是一个东西,就是有用和有益。”显然,在有用和有益的层面上,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毫无异议。但在“真”的要求上相对较弱。忽视了“真”对于艺术创作的重大作用,就揭示不了主题内在的真实,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只能沦为假、大、空。我们今天常见的是尺幅巨大、形象空洞、内容乏味的“宏大之作”,这是当下部分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软肋”。
这个“软肋”来自于对艺术创作规律的漠视,来自在失“真”世界里忘却“初心”的狂飙突进。自2009年至今将近十年,在国家的支持下,重大题材的美术创作已经到了如火如荼的程度,但在这样的快速发展中,狂飙突进的热情渐渐遮掩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
曾有一件反映五四时期的作品,虽然画家为群像逐一寻找模特,拍摄图片以供创作参考,但由于选取的人物形象与五四时期的女性形象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整个画面除有些概念化的激昂手势,还有一些脂粉气的当代青年模样……这诚然是一种以当下现实反映历史真实的“真”,却不是观众所需要的那个时代青年对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真”!还有一些画家为了把握好细节,不惜金钱打造旧时的场景、人物服装和道具,但是,他们把画面最应该传达出的内容忘记了,即那个时代青年们的思考、精神上的抗争与超越自身利益的奋斗。结果是画面很精致,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很美,但唯独缺少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所追求的精神力量。相比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今的画家艺术观念、艺术语言更加宽泛,但整体来讲,缺乏了真诚、专注与纯粹。那一时代的作品,如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罗工柳的《地道战》、冯法祀的《刘胡兰就义》等,其质朴、真诚的气息扑面而来。当今的一些画家眼界有所开阔、绘画手法有所创新、画面内容有了新的突破,这是前代画家所不具备的优势,然而,一些画家对画外的东西思考太多,对画内的东西思考太少,在反映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求“真”的思考不足。在艺术追求失“真”的现实中,狂飙突进很可能演化为一场“开花不结果”的闹剧。原因很简单,失“真”的作品很少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