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学界对于西方艺术的研究已经达到何种程度?我个人认为真实情况不容乐观。如果把整体的艺术研究分为艺术哲学、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三大部分，其中最不容乐观的当属艺术史，尤其是现代之前的西方艺术史。西方艺术史的学科特点决定了这一状况：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在西方，所以研究者获取和阅读原始文献的难度较大，而国内西方艺术史学者获得的研究资助又非常有限。

　　基于上述原因，国内西方艺术研究的成果多为理论研究，而直面艺术作品和历史事件的研究少之又少。甚至国内学界默然形成一个信条——“国人写的西方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不能读”，这也使得艺术上的西学研究呈现出某种荒诞景象：译著影响要远大于国人著述，西方艺术研究的成果数量不少，读者却少得可怜。

　　仅就笔者见闻，西方高校培养一名研究亚洲艺术的学者，首先要过语言关，例如研究中国和日本艺术，要精通中文和日文。学生学习语言，可以申请各类出国学习的奖学金，以便到相关国家接受教育。其次，要经过长期的实地调研和史料收集工作。西方高校和研究机构可以为学者提供资源，或者通过奖学金的方式资助学者到相关国家进行长时间在地研究。正是通过这样扎实的前期研究，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汉学家。但在国内，研究西方艺术的学者很难做到上面几点。为了以较低投入获得较高产出，研究者们往往放弃史学，转而投入理论文本研究。

　　所以，近几十年来，我们经历着西方艺术理论研究的一步步发展。以艺术哲学为例，它以经典文本研读为研究核心，学者们获得一手材料的难度相对较低，只要解决了语言问题，就比较容易出成果。现阶段来看，如果说我国西方艺术的研究成果颇多，实际主要体现在艺术哲学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们就已经开启了有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现代和后现代文艺理论的译介工作。以这类成果为基础，一批相关的阐释、串联和文本细读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但是，在表面的繁荣现象之下，西方艺术哲学的研究却呈现出原创性不足的先天缺陷。中国学者研究西方艺术哲学，大多停留在阐释阶段，至于理论建构和推进，几乎没有。那些致力于研究西学的学者，他们的理论原创性何在?为了做到原创性，很多学者在研究西方艺术哲学之外，往往都会花费大力气创造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例如以西学之基础，融合儒道释，提出一套自圆其说的中国艺术哲学。这当然可算是原创性的理论工作，但与西方艺术哲学研究本身，已相去甚远。

　　再看艺术批评。艺术批评以当下艺术现场为研究对象，或以批评史为研究对象。后者的研究方法类似艺术哲学，但更强调与艺术现场的关系。近十年来，现当代西方艺术批评的翻译工作才逐渐发展起来，至于理论的原创性，依然不容乐观。有关西方艺术现场的艺术批评，国内学者完全有条件做到与西方同步。全球化时代已经把世界当代艺术事件拉到同一横切面，互联网让世界各地信息同步化，许多国内策展人、批评家和理论家也都成为“世界飞人”。依据这一情况，我们针对西方艺术展开的批评，应该大有可为之处，前景一片大好。可事实并非如此。一位东方批评家要介入西方的艺术批评，尤其是要在西方生效，这非常困难。所以，国内的艺术批评，最多能够做到学习西方之方法，批评中国之现象。

　　最后是艺术史。艺术史以史料为基础，处理艺术家、图像、史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学者而言，现代之前的西方艺术史研究几乎是个禁区。首先，语言是基础，但与古典艺术史相关的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和德语却让人望而生畏;其次，查询和阅读文献的难度，若非长居国外，显然无法完成基本的史料收集工作。因此，国内几乎没有西方古典艺术史的优秀研究成果。现代之后的艺术史由于语言趋向单一化，相比古代艺术史而言，理论上的研究难度要低，但按照现在情况看来，我们依然没有写出与西方学界同样水准的西方当代艺术史著作。出现这类情况，大抵是因为国内学者少有机会出国进行长时间的在地研究，即便获得出国机会，也多因各类原因，而无法在档案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既无新档案，又无新方法，故西方艺术史研究，无论古今，皆是国内西方艺术研究的最大缺口。

　　既然无法接触西方一手材料，那我国的西方艺术史研究成果何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有关西方艺术史的研究实际多为史学理论研究，例如中国美术学院范景中先生主持的贡布里希研究。这一现状至今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改变。直至今天，我们艺术史学研究只不过扩大了领域，研究了更多的史学名家和史学理论，而之于最根本的西方艺术史作品和事件的研究，则付诸阙如。

　　那么，什么是衡量西方艺术研究的标准呢?我认为，不在于中国出版了多少研究成果，而在于中国的学者是否可以与西方学者在同一平台讨论西方的问题。（作者王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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