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咏白：中国的女性艺术

为什么用“女性艺术”命名?有人说，“不存在女性艺术，只有女性主义艺术”;又有人说，现在所谓的“女性艺术”，就是“女人艺术”、“女工艺术”，诸如此类对“女性艺术”的的质疑，也说明了从上世纪90年代沿用至今的“女性艺术”名词的认识还存有诸多的异见，这不奇怪，一个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总会伴随着种种疑惑和不解。

中国，原没有“女性”的称谓。

古代有“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的传统说法，“女性”一词是外来语，在“五四”运动中由先进的知识分子从西语“Woman”翻译过来，成为人们用西方性别“二元论”的观点，来超越封建的“三从四德”伦理女性观的新话语。早期的共产党人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遂将其翻译成“妇女”，作为动员女人们参加革命运动的称谓。吊诡的是“妇女”按古人所说是指已婚女人而言。那未婚的姑娘们将如何称谓?这种并不确切的称谓也就习惯成自然，沿用至今。

新时期，一批女知识分子为了区别于带政治色彩的“妇女”一词，更是因为长期以来在“男女都一样”的所谓男女平等虚妄的口号中，女性被剥离了主体的性别需求和性别感受，强压着性别的特性，处处按男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男性化、雄性化，完全放弃了女性个体价值要求而向男性自觉认同，这是个“无性”的时代。为了反拨这种反人性化的观念，重新拾起了具有性别差异的“女性”称谓。30多年过去了，在以“女性”替代了“妇女”称谓的过程中，也是女性艺术家认识自我，确立自我，书写自我一个身份观念的转变。

为什么用“女性艺术”而不用“女性主义艺术”?

来自西方的“女性”一词，本身就有双重含意，既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因为人的生理的自然性别是天生的，但还有因社会原因存在的所谓“社会性别”，即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所形成了“男尊女卑”性别的“二元论”。西方的先哲柏拉图、笛卡尔、培根的理论，他们认为男性对世界的认识，是与科学认识一样，是分析的、逻辑推导的，因而男性代表了文化，是科学、是理性精神的代表。而女性则不然，她们天生的重感情，对世界的认识重直觉，是非理性的，不科学的。她们与“自然”一样，理当是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的对象，都暴露出了“男尊女卑”性别“二元论”的观念，这也助长着男性越来越膨胀的征服欲，对自然的征服，对人的征服。而女人在被征服的怪圈内越陷越深，连自己都以为天生就是这个被奴役的命。

中国传统儒教文化对女性予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伦理观念的驯化，内化为她们以屈服、顺从为美德的精神品质。几千年就把女性塑造成了卑微、柔弱、依附男性的弱势族群。法国存在主义女哲学家西蒙娜·波伏娃一语道破真相：“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人，所以成为“第二性”，不是天生的，是男权社会造成的，这就是社会进程中显露出的“社会性别”，在社会进程中性别的“二元论”会随之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如今时代进入21新世纪，“社会性别”中的女性，从依驸从属的地位向自主独立的个体转换，女性也将取得男女平等的社会权利和地位。当把艺术与性别联系在一起时，所呈现出的性别意识，一方面源自于生物学意义的身份认同，一方面源自于社会学意义的身份。因而“女性艺术”包含着生理与社会交织的性别意识。而“女性主义艺术”，所强调的对女性权利的诉求，对性别不平等的批判性。“女性艺术”，一般以女性生理的自然属性进行性别的定位，强调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经验，女性的意识，女性的气质，用女性的表达方式做的艺术，其中包涵着独立女性的种种生命体验和生活上的经验，也不乏含有“女性主义艺术”对父权制社会的批评。可见“女性艺术”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女性主义艺术”是其中一部分。

选择用“女性艺术”命名，也是中国的国情所致，因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与整个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长期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独立的女权运动。虽然民国初年，辛亥革命明确指出妇女享有男女平等权利，动员广大女性参加了革命。但当1912年颁布的新宪法《临时约法》却删除了女性的权利，就激起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成员暴力袭击参议院的事件，这可称是中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接踵而来的“五四”运动，广大的妇女把自身的解放与救亡运动结合在一起，中国妇女从此走上了以男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道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妇女们似乎也翻身做了主人，绝大多数妇女走出家门成了“公家人”社会人。名誉上享有一定的权利，因而也就没有西方女权主义者向男权制社会强烈的权利诉求的独立女权运动。

可见中国妇女始终被绑在男权制社会的车轮上运行，虽有了选举权、有了工作权力，但却没有彻底摆脱父权制的权杖，封建父权制伦理道德的意识没有得到清算，妇女依然常陷落于缺少独立自主甚而被奴役的生存的困境。

直到上世纪开放后的80年代，中国女性在反思中才有了对长期所谓“男女都一样”的质疑，认识到这是抹杀了女性的性别特征，放弃女性特有的权利，向男权制中心认同，这种反人性化的所谓“平等”，并未让女性获得真正意义的解放，却加重对女性的压迫，从而再度启用包涵着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女性”这一概念，因而用“女性艺术”的称谓，是摆脱“男女都一样”长期以男性文化本位观念中所造成的“无性”文化的缺撼，寻找那失落的女性自我，这是女性认识自我，确立自我，书写自我的一个概念。

“女性艺术”是做回女人，从而做一个独立、自主、自由的人，成了这30年来的女性艺术精神的总趋势。

30年来我们经历了80年代女性苏醒的时期;90年代女性自觉的时期;新时期走向女性“自由”的时期。

若以80年代为分水岭，中国整体艺术是自我个体意识苏醒的时期，此前的文化艺术是整体性陷落为单一模式化的形态，随着国门洞放，国外的艺术和各种艺术思潮涌入国内，开启了艺术家广阔的眼野，女艺术家与男艺术家同样面临要冲破艺术禁区，摆脱艺术中的“共性”困境，寻找艺术的“个性”，女艺术家在寻找“个性”的同时也寻回了“女性”自我，这是个女性意识苏醒的时期。走在前头的有周思聪、肖惠祥、庞涛等。

90年代是女性自觉的时期。女艺术家有意识和无意识间强调着性别的差异性。中央美院的女学生喻红、陈淑霞、申玲、陈曦等的《女画家的世界》展，她们用女性的视角、表现个人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创作出各具个人艺术语言特色的作品，以其新颖的视觉效果为人耳目一新，也吹响了女性艺术闯世界的号角。其后以“塞壬工作室”(李虹、袁耀敏、奉家丽、崔岫闻)为代表的刘虹、刘曼文、肖鲁、李心沫等一些女艺术家，受到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不仅关注女性自身的体验、经验和生存状态，考问生命价值，表露出与男权制社会中的矛盾和冲突，探索“别样”的表达方式来超越了公共语言的模式，具有鲜明的文化批判性，从而撕开了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面纱。

1995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从首都北京到全国各地由女艺术家群体参与所掀起的女性艺术展示的热潮，是女性主体自我意识的强化，呈现出了女性在艺术中的独立、自主和自信的文化态度和立场，宣告了女性不再是一个“失声的群体”，她们从被看、被画、被书写转换为“自我书写”。女性艺术以其独特的文化含义和美学价值成为当代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也刷新了艺术史的惯性叙述，从此女性艺术开始从边缘走向文化主体进军的旅程。

不可否认，热潮中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局限和偏向，强调性别差异性中女艺术家过多地沉缅于“自我”的狭小圈子，自娱、自乐，自恋、自闭的泥淖中，迷失了精神的追求。有的成为一种消费文化中的新宠，侵蚀着女性艺术的文化品质。在热闹之下的女性艺术，显露出的浮躁和薄浅，女性艺术走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一度沉寂下来。

新世纪的到来，热闹过后的女艺术家进入了对“性别”含义的反思阶段，她们越来越意识到：女性，她首先是生活在地球上占人类族群中一半的“人”，她所面对的是整个世界，与男性共同担负着创造未来文明的职责。

虽然女性具有其独有的性别意识和感知经验，但是女性文化具有两重性，她既有自己的领地，又是总体文化的成员，意识到个体与整体的和谐统一，才是艺术充满着生命活力的艺术生态环境。她们不再停留在纯粹“自我表现”的个人经验之中，以开放的视野去看世界，以女性感性的敏感去感觉世界，以温厚宽宏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成了她们新的艺术追求。

喻红的《天梯》对芸芸众生人生命运精辟的解读;徐晓燕的《移动的风景》、《翡翠桥》对当今生态的极度忧虑;刘彦的《废墟神话》对世界上遭遇大灾难后文化重组的遐想;叶南的《守望家园》对留守儿童深切的关注;瞿倩梅的壮阔厚重的综合材料《境遇》是对生命痛彻心扉的呐喊;陈庆庆的装置有对文革的尖锐批判，有对现实欲望膨胀的揶揄。

她们走出性别二元的思维模式，跨越性别的界限，进行更为宏观的对人类的文化、历史、人的生命、生存、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关注。各自寻找新的表现方式，在多元的文化空间中，创造着女性艺术新的美学精神。在她们的作品中，完全没有以往的柔弱、纤细、充满阴柔气的“女性气质”，而呈现出的是庄严、宏伟、厚重、昂扬的阳刚之气，只是她们的作品与男性的宏大题材不同，更注重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对世事万物、自然宇宙在感性直觉中获得创作灵感，常会从小处着眼，出其不意地创作出气势恢宏，震撼人心大格局的作品。她们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女性气质”中的阴柔化特质，可见“女性气质”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具不同内涵，阳刚，并非男性的专利，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也有不少具有阴柔美的气质。作为一个“人”必然阴阳互补，互动中求得完美。《易经》中的阴阳虽为相反之两极，并不表示实质性的相反对立，而是彼此互补中显出差别，在阴阳相依转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更具活力，涵义更丰富多采的万事万象。女艺术家在艺术中把传统意义女性气质的阴柔性与男性气质的阳刚性揉为一体集于一身，创造着新世纪女性艺术新风尚、新精神。

有人要问这不是又回到“男女都一样”的老路上了吗?

不，30年前是按男权的文化标准使自已雄性化的“非我”，此时，开放的思维，带来了社会性别的多样性，尊重差异，尊重人的自由选择，艺术家们已在作品中解构着僵硬的性别定义，消解着性别传统的定式思维。这是女性主体的独立、自主意识强化的基础上，充分自由的发挥创造力而获得的“自我”独特的艺术品格。这种超越性别的艺术与以往“都一样”不在一个层次上，是女性自觉后的艺术精神的升华。

因而女性艺术的价值，不是强调性别差异，是为了平等和自由，为了消解社会性别中的差异。目前，还要谈女性艺术，皆因我们还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语境中，让我们跳出性别“二元论”的定式思维，还人一个自由的本质，消解性别的“二元论”，才是女性艺术最终的目的。（作者 陶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