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添：“碑”学审美观的来源

　　碑板刻石发现得多了，写碑的人自然就多，书学理论也紧跟上来。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开篇即写到：“古石刻纪帝王功德，或为卿史铭德位，以佐史学，是以古人书法未有不托金石以传者”，阐述了研究“金石”的缘由及意义，虽沿用了“金石”这一名称，但后文的叙述已完全转向了“石”，在包世臣、康有为的理论构架中，“石”更占主要。清代对“金石学”中“石”的研究不断升温，“碑学”也从“金石学”中逐渐抽离出来，并深刻影响了书学的发展。

　　器物、文献意义上的“碑”与书学意义上的“碑”之间存在显著差别。有了“碑学”之实才出现“帖学”之名，书学意义上的“碑”与“帖”是非对立的、时常成对出现的美学概念。另外，康有为称“帖学”为“今学”、“碑学”为“古学”，以“碑学”为“古学”命名的方式并非孤例，甲骨文、金文，在书学视域下都是借器物名（文字载体名）来概述一种审美诉求。所以，唐碑在形制上是碑，在书学审美上是“帖”。

　　讨论碑学对当代书法的启示，不一定只能从前人的书学理论体系出发。一般认为书法的碑学理论源于阮元，他的《北碑南帖论》篇首，一语道出了金石材料对文献学、书学的重要价值。若把“碑”的出土与发现作为明清之际书学发展中的大事件，那么近现代同样也具备了酝酿大事件的温巢。沙老在《碑与帖》一文中讲到“帖，本来指帛书”，“竹帛”就是“帖”的源头。20世纪后半叶至今，简帛频频出土，简帛学的研究发展迅猛，改写、重写学术史，梳理学术源流的讨论还在热烈进行；与此相对，书学对简帛材料的运用方面还是略欠充分。（夏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