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年近百岁的周令钊先生和耄耋之年的戴泽、伍必端、詹建俊、闻立鹏、靳尚谊、邵大箴、薛永年等中央美术学院的8位老教授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达了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心，以及希望进一步加强美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8位老教授的回信中指出：“长期以来，你们辛勤耕耘，致力教书育人，专心艺术创作，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耄耋之年，你们初心不改，依然心系祖国接班人培养，特别是周令钊等同志年近百岁仍然对美育工作、美术事业发展不懈追求，殷殷之情令我十分感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加强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为新时代美育工作、美术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启迪，《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连续推出了8位老教授的访谈专稿，以对老先生们的人生经历、从艺道路以及教育实践等不同方面的报道，呈现他们爱国为民、崇德尚艺、为中华美育事业殚精揭虑、奉献一生的优良传统和大爱之心，反映他们对当今时代加强美育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思考。这也是美术专业媒体对八位老先生首次进行的集中采访报道。

在中国美术界，邵大箴是一个个性鲜明的符号——是思想理论的符号，也是鉴赏批评的符号。在致信习近平总书记的八位中央美院老教授中，邵大箴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此次采访，我们便将话题聚焦在美育的问题上。

人物名片：邵大箴，1934年生，江苏镇江人。1960年毕业于俄国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同年回国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任教至今，长期从事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现代美术的教学与研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美术》月刊主编、《世界美术》主编、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学研究所所长，《美术研究》主编，第二、三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科主编，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硏究院院长。著有《现代派美术浅议》《西方现代美术思潮》《艺术格调·邵大箴论艺术》《欧洲绘画史》等，译著有《论古代美术》等。2018年9月获中央美术学院杰出教授称号。

邵大箴著作

美术文化周刊：蔡元培在20世纪初曾提出“美育代宗教”，为什么近1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关注这个话题？

邵大箴：美育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那个时期，人们在文化上的选择上还是比较单纯的，而今天，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一方面享受着文化的丰富、多样，同时，也要面对其复杂性，即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的状况。所以，“美育代替宗教”在今天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人们一定要有理想。通过艺术来陶冶国民的品格，塑造国民的精神，因为美育是一种高尚的、纯洁的东西，在超越性这一点上可以发挥和宗教类似的作用。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追求，没有理想的社会和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

美术文化周刊：当下，人们的文化消费越来越多样化，文化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充分，为什么美育的重要性却进一步凸显出来了？

邵大箴：美育说起来比较抽象，实际上内容很广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交往过程都含有美育的内容，但往往被人们忽略。好比说，人们喜欢娱乐，喜欢文化，这很好，但没有品质和品格的文化娱乐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娱乐不仅是调剂，它应该使人得到思想的启发、情感的熏陶。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的物质文明有了很大提高，但在精神文明方面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我们的文化设施提供了各种放松和调剂的渠道，但是，在娱乐和消遣过程中，文化提升人们思想情感的作用似乎被削弱了、被忽视了，这就是文化的丧失、也是一种美育的丧失。要在娱乐的基础上达到教化的目的，这种教化不是简单地喊口号，而是通过美的欣赏和创造，潜移默化地使人感觉到深刻的思想、丰盈的趣味、充沛的情感、高尚的品格。这就是美育的使命，也是为什么美育在当下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的原因。

邵大箴中国画作品

美术文化周刊：您认为，改变这种美育的普遍状况，最紧要的是什么？

邵大箴：对于社会文化，我们应该注意区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是普及的、通俗的，要提高它必须要有高级的文化。所以，知识分子、艺术家就是起这个作用的。对于大众文化有一个迎合和适应的关键问题。迎合是什么？迎合就是看到大众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这叫迎合。适应是什么？适应就是我们要深入大众的现实生活，研究他们的爱好、趣味和需求，虚心向他们学习，同时发现他们水平的局限性，再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审美水平和欣赏趣味。文艺家既是大众的学生，又是大众的“老师”。现在的情况是文艺为了商业利益，常趋向迎合，大众需要这个口味，我们就大量输送这种口味。然而，对于大众文化中粗俗、低俗、媚俗的东西，我们往往视而不见，甚至鼓掌叫好。写文章、画画、演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群众喜欢什么，他们的口味是什么，但是不能一味地迎合。“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并存，这是正常的情况。阳春白雪往往是在下里巴人的基础上提高和升华的。经典的艺术，老百姓过去接触少，一下子可能不容易接受，但要让他们对这些作品有敬仰和爱慕之心，并使他们在欣赏过程中逐渐理解和接受。我们文艺家的创作要适应群众的欣赏水平，但是，适应不是目的，目的是提升他们的欣赏能力。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先生说，文艺的“适应”是为了“征服”，也就是思想感情和审美水平的教育。这个问题，是文化中的大问题，我们的政府机构、知识分子、艺术家、公众媒体，都应该自觉担负起这个责任。

美术文化周刊：您在专著《艺术格调》中写道：“格调是随人在的，哪里有人在，哪里就有格调。格调也是随作品在的，哪里有作品在，哪里就有格调。”格调是您从事理论批评的一个核心词汇。今天看来，在对大众文化的辨析中，在美育文化的倡导中，格调论具有更加强烈的能指性。

邵大箴：格调从哪来，从精神文化里面来。我们讲，美丽和美有差别，美丽是视觉感受上的和谐，是一种风格的优雅，是一种元素的协调，我们感觉到很舒服，这是美丽。但美不一样，美有一种内在的品质，是由内而外的品格。格调它不仅是个外在的形式问题，更是个内在的问题，题材、内容都要有格调。一个人的格调，一个作品的格调，一种艺术的格调，都是内在基本的东西。你写书法，一动笔就有格调，你做人，一说话就有格调。

《现代派美术浅议》河北美术出版社 1982年

美术文化周刊：推进美育，需要更好地发挥艺术的作用。既然如此，要克服和解决美育上的问题，至关重要的就是反思艺术领域存在的问题。

邵大箴：艺术是一个特殊的精神生产领域，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促进艺术生产的繁荣，一定要按照艺术规律办事，不能做违背艺术规律、违背艺术原理的事情。我们犯过违背艺术规律和艺术原理的错误，比如，过分地强调艺术的政治宣传功能，削弱了艺术本身的本质特征，比如只倡导对现实的肯定和歌颂，忽略艺术应有的社会批判性。这些错误的理念和倾向，都相继得到矫正。艺术要讲真话，真话就是有歌颂、有批判、有讽刺，这样艺术生态才能全面，进而整个文化才能达到一个基本平衡。今天，我们要踏踏实实从事文化建设，推进艺术生产，必须遵循艺术规律，必须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美术文化周刊：作为一个文艺批评家，您自己的人生和事业与国家密切相连，您也不断把自己对时代和人生的个体经验纳入理论和批评的视野。回首过去，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邵大箴：我的个人经历是非常顺利的。从上学到被保送到中学、大学，后来被保送留苏。我属于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新中国培养的新一代美术工作者。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我体会很深的一点，就是我们做事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做浮夸的东西。我们国家也好，我们民族也好，我们自己也好，做事要实事求是，不要说大话，不要说空话，要真正看到人民生活的疾苦，真正理解人民的愿望。知识分子、艺术家要思考我们民族的现在、民族的未来，要记得我们民族的过去。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多么不容易。1978年改革开放，年轻的我们满怀热情，满怀喜悦，说话、写文章，溢于言表。所以，最近我反复讲中国必须坚持从自己的民族传统、民族现实出发，从中国现在的现实出发，吸收国外优秀的文化，来补充我们的不足，来发展我们的新文化。我们谈民族传统的时候，我们自豪，我们骄傲，但是不能盲目自满。优秀的文化传统，伟大、辉煌，但是，要看到我们的弱点，要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我教书、研究学问、读书，目的也是如此，这是我的出发点，甚至是一个做人、做学问的准则。我们强调美育也是如此，我们要将儒释道三家的优秀文化，加以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就成为我们新的美育文化。但是，我们的美育文化还要包括外来的东西，外来古典和现代的东西，这样结合起来，才能适应我们社会的需要，才能出现真正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新文化。（杨晓）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