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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先生是20世纪公认的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半个世纪前离世的文化巨人。去年原文化部曾以“潘天寿与民族文化自信”为主题,举行潘天寿诞辰120周年大型系列纪念活动,今年学术界再次研讨他的巨大贡献,首次提出了“潘天寿学派”的概念。通过学习和整理他的学理,包括哲学理念、美学思想、教育思想、艺术创作成果以及他与同道、弟子的学术传承,我们越来越感到那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用画派、艺术流派都不能确切地表述他和他的同道以及弟子的学术贡献,只有用学派才能进行概述。那么何为贯穿潘天寿一生之核心思想呢?经再三思考,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正”字来概述,继而冠之以“正学”,加以研究。用一个“正”字最能概括潘先生一生的言行和学说,无论做人、从艺、从教。而这个潘天寿学派的核心思想也应该就是“正学”。
潘先生说:“有至大、至刚、至中、至正之气,蕴蓄于胸中,为学必尽其极,为事必得其全,旁及艺事,不求工而自能登峰造极。”艺术之大、刚、中、正可谓是一种高境界,艺术家首先应该是堂堂正正的君子,称得上一个真正的文化人,艺事才能登峰造极。这是从大的方面说做人必须正。
潘先生说:“中国画要讲诗情画意,讲境界、格调,要表现高尚的情操。这也就是思想性。”追求立意之高,境界之高,故云:“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层上,一步一重天。虽咫尺之隔,往往辛苦一世,未必梦见。”这是说从艺必须讲境界、格调、情操,必须正。
潘先生提出“世界的绘画可分为东西两大统系”,即“两大高峰说”,在西画强势压抑中国画的背景下,依然把诗性中国画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文中之文”置于尊位,强调诗书画印,并筚路蓝缕开创中国画系,热望他的学生弟子代代传承。
潘先生求真务实,从事书画事业,坚持民族特色,为之增高加阔,具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主张以“振兴民族艺术以振兴民族精神”,这是对民族艺术一腔热情,对爱国主义的一腔热血,充满正气。
潘天寿一生正大光明,身体力行,在教学中特别注重“致良知”的启迪,受到王阳明心学的蒙养。他反复强调:“艺术品为作者全人格之反映。无特殊之天才,高尚之品格,深湛之学问,广远之见闻,刻苦之经验,决难得有不凡之贡献。故画人满街走,而特殊作者,百数十年中,每仅几人而已。”“《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做人之道,亦是治学作画之道。”“画格,即人格之投影。故《传》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些字句都闪耀出凛然阳刚正气。
潘天寿说自己是读“老书”的人,自幼在私塾打下国学基础,读四书五经,读千家诗、唐诗,读《古文观止》,整整七年的私塾,少年潘天寿就是在高悬“率真处世”进士金匾的教室里所度过,率真处世,容不得半点虚假,便是一个正字。他求学的宁海正学学堂也以方孝孺的号“正学”为校名。深入骨髓的就是为学之正。
青年潘天寿考入浙江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制定的校训是:“勤、慎、诚、恕”,儒家人格教育更加深了他的涵养。另一位深受潘天寿尊敬的留学归国的老师李叔同皈依佛教,潘天寿震惊之后,在国学基础之外开始参以佛学、道学,还增加了许多西学知识深入研究。故美术界有言:“潘老有魏晋名士风度,潘老出家肯定会是一位高僧。”自然不奇怪。道、释两家在中国与儒家就共存几千年。道学遵循自然规律,主张“无为无不为”,倡导“归真返朴,复归自然”。看透人生,心境就会豁达。庄子齐生死,临终反对弟子为自己厚葬,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葬品)。吾葬具岂不备邪?”整个宇宙皆为陪葬物,岂不宏伟之至。其妻子病故,他击缶弦歌,无丝毫悲哀。
潘天寿何尝不是如此,潘师母小中风被送进医院,他去医院,以《庄子》中“齐生死”的故事劝解,人之生死如四季循环,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生。以死生循环规律劝导病人,别出心裁,大智若愚。其实,正是庄子出世的境界将潘天寿的艺术推到了一个高境界。
早年潘天寿见李叔同先生出家也想跟着出家,后被劝阻。然而他对佛学从未放弃研究,著有《佛教与中国绘画》等论文。且与佛门法师关系甚好,1936年为杭州净寺敬书的对联:“塔飞山坐一样空华,今逢末世万年初如是道场,愿尔众生圆觉;珠照灯传三轮真谛,顿悟现前四大假傥求法相,莫忘当境庄严。”至今还高高刻篆在该寺院大殿西立面5米多高的石柱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温州乐清雁荡山灵岩寺显道法师关系甚密,书信、诗词往来,又以书画相赠。《访显道上人于灵岩古寺》五绝四首之四:“名山春更丽,四壁满岩花。应有重来约,听师讲二华。”此中就透露出潘先生对佛教经典《华严经》《法华经》的敬重及兴趣。
佛学、道学都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注意整体看人生天地。《潘天寿谈艺录》处处闪耀出此类光芒,同时用得很灵活。大到人生天地,小到作画写字均是如此。
潘先生以中国画名世,他的作品沉雄阔大,奇崛高古,尤善巨帧大画,格局大,气势雄,构图极为大气,用笔果敢肯定,业内无人不服。他是20世纪中国画大写意的旗手,绘画风格强烈。指墨画是一个小门类小画种,但他却能使其走上艺术大堂而别具一格,展现出他那种生涩古拙的美,达到蔚为壮观的崇高境界。何其不是正格。
潘先生在处理人品与画品、常与变、形与神的关系,处处体现出一个正字。他一再表明:“我认为‘笔正则画正’ ‘心正则画正’,人品不高,落墨无法。人格方正,画品亦高;人品不高,画品也低档。后世千百万年来,人们所要学习和追求的,是人品高和画品高的艺术。文学、艺术是艺术家的整个人格、思想、感情的反映,艺术家思想正、志向大、胸襟宽、眼光远、修养高,他的艺术作品,一定是高的,他的艺术成就,一定是大的。”潘先生的见解与陈师曾《文人画之价值》所云“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是完全一致的。
潘先生用笔、用墨、用色,以及画中开合、疏密、虚实的布局,奇正之变,平衡与不平衡,以及四边四角,造险破险,皆取法乎上。又主张诗、书、画、印四全的要求,学习计划中读书、写字、画画都有适当比例,从艺办学无不出自一个正字。
他从事教学如此,在不受重用被排挤,不能上讲台的岁月里,他与吴茀之等老教授只能为学院征集收购古字画,作为日后教学范本,依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潘天寿这种文化精神通过他大量的书画创作、著作和近半个世纪的传道授业,他和他的同道吴茀之、诸闻韵诸乐三兄弟、朱屺瞻、陆维钊、沙孟海、顾坤伯、陆抑非、陆俨少、余任天等等无不都是老一辈学者,由他们带头一个庞大的群体渐渐形成,如今我们冠之以潘天寿学派,倡导正学,合乎中国国学之正,中国画之雅正、纯正,并予传承和发扬自然非常必要。
学派不是靠打造的,潘天寿学派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潘先生活着的时候就说:“中国人从事中画,如一意摹拟古人,无丝毫推陈出新,足以光宗耀祖者,是一笨子孙。中国人从事西画,如一意摹拟西人,无点滴之自己特点为民族增光彩者,是一洋奴隶。两者虽情形不同,而流弊则一。”潘天寿学派就是一批不做笨子孙,不作洋奴隶的后继者的集群。当前学术界艺术界物欲横流,精神失落,用潘天寿的“正学”予以抵制,无疑是最好的一种利器,也可以说提倡“正学”是潘天寿学派群体自律的一种呼唤。(作者 卢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