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当代艺术的三个面向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于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世界的目光，一时间集中在了这座南美重镇。就像美丽的潘帕斯草原，阿根廷的文化艺术不仅仅在南美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样在现代艺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借此机会，本期域外美术版特别邀请了数位阿根廷艺术的研究者和关注者，集中探讨其现代艺术的发展情况，并带来G20峰会期间文化交流活动的精彩报道。

    我今天工作/从9点到17：15/来到画室/看手机信息/回电话/给一位供应商/和三位顾客/苏珊娜/马尔塔/费尔南多介绍的希尔维亚。

    之后10：25/我去买玫瑰/摩托车上放了五个画框/一个装着油漆和刷子的袋子/一个杂物箱里面装着3个250ml的罐子。

    我从阿拉奥斯大街下车/之后与萨尔罗格汇合/在自由者大街转弯/到达奥蒂斯得坎普大街。

    等待的同时/我想我可以/卖身/赚的更多/也不用承担/很多压力。/不管怎样/我一闪念/“眼下我就正在卖身啊”。

   我下车/向门卫/卖了那三个罐子/他和我说/有人欠了他/490比索/等还了钱/会向我购买画作。

    “余额、折扣、优惠”描绘了艺术家和诗人费尔南达·拉古娜的作品《无产阶级诗歌》的风景。1998年，作品出版的同年，她和作家塞西莉亚·帕文创办了美丽与幸福画廊。这里最初是一家商业出版社和艺术图书馆，也承办了数不胜数的聚会和画展。其运营状况一直良好,直到2006年阿根廷艺术遭遇“经济美元化”的危机。这里曾经是艺术的殿堂。在一次采访中，拉古娜表示“所有零售都是靠疲惫支撑，不受时间控制，是身体的交易。所以艺术和诗歌恰似身体从物质经济中抽离的部分”。15年后，在与策展人伊内斯的访谈中，拉古娜谈到了美丽与幸福画廊为孩子们开设的艺术课：艺术解构了人们的社会角色，每个人仿佛远离了物质的匮乏。

   思绪伴随着拉古娜的诗歌，我们和她一同骑着小摩托从美丽与幸福画廊所在的旧街区驶向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从有些破落的阿巴斯托区，到中产阶级聚集的北部街区，再到宫殿般奢华的建筑鳞次栉比的巴格区。交易在阶级间流转：贫民—新资产阶级—老牌贵族—富裕且有时间和消费欲的女性。她们也参与了“自我实践”(Do It Yourself)。但是阶层间金钱与艺术品的交易并不仅仅是表面上1990年代这批“无产阶级”艺术家们的自我懈怠，他们对艺术和诗歌还是表现出相当的尊崇和热情。

    在新书《花艺政治》中，艺术家克罗地亚评论阿根廷的艺术是一门“绝望的手艺活儿”，虽然处在弱势，却尽可能地运用一切能利用的资源，如活动剩下的垃圾。所以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阿根廷艺术的不稳定性。通过克罗地亚和拉古娜这些重要的艺术家，我们可以大致了解1990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期阿根廷的艺术：在不同的时刻，从诗性的神圣化到勉强维持带有激进的超地方主义特点的小幅油画、绘画作品、艺术品的生产。这些看似无用的小玩意儿，在艺术家的手下构建出另一个世界。情感、幻想、天真、伤感在这个隐匿的世界中若即若现，微波流转。在这样的幻境里，让人暂时忘却物质的捉襟见肘与经济压力。阿根廷的艺术环境不是一部戏剧，而是一本预言集。

    “无产阶级”的艺术自我浸入的天真个性，使其避免像历史画一样，总是与物质和不平等相关。不过拉古娜决定重塑无产阶级艺术，从2000年开始，她通过微空间，给不同种类的生活方式提供可能，这就是她为何把画廊命名为“美丽与幸福”的原因。在这个潮流中，其他艺术家如克罗地亚创办了“绘画俱乐部”，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平台;马塞洛创办了“平方米”的创作空间，在这一小小的空间中，人们可以最大程度地释放自我。

    巴罗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最大的画廊，位于博卡区，曾经的工人聚集区。2016年初为了让画廊国际化，举办了长期旅居在迈阿密的阿根廷艺术家阿古斯蒂娜·伍德盖特的展览——“平凡与流动”。在展示厅的大棚里，一面墙染成绿色，水泥堆砌成方块结构，由白色和绿色的PVC管道连接。走近看，这些方块造型会让老布市人想起市中心的流水宫。若再靠近一些，可以看到曲折蜿蜒的管道口与方块上的水龙头衔接，给参观者提供直饮水。这个喷泉的造型是一个实用性强的雕塑，虽然开幕式上相比自来水，大家更喜欢啤酒或者红酒。在这个画廊办公室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组没有上色的纸张，上面放置了镶嵌在厚厚的圆形玻璃中的一系列阿根廷比索。这两个场景遥相呼应，都显示了流动——资本流动、货币流通与管道的流动。这些都是金钱主义下的非人格化特点。

    洗过的钞票和喷泉之间似乎也有着不可避免的联系。这次展览中，管道水流由于缺乏氧气，产生了大量细菌。阿古斯蒂娜在采访中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意图，向公众提供的水源不过是投机行为的剩余物。这些都发生在房地产投机的氛围中，艺术税收的便利条件促进布市画廊的发展。而作品中的实用性特征则暗示了其背后的玩世不恭，以及对制度的批判与挑战。

    2016年，努涅斯区，蒂特亚大学。穿过全新的停车场，我们来到展览厅。这里展出了西班牙艺术家朵拉·格西亚的展览“第二次”。1966年，阿根廷思想家、导演奥斯卡·马索塔(1930—1979)在同名的 “蒂特亚中心”请了一批演员，拍摄戏剧《意外》(happening)。整整半个世纪之后，朵拉，这位1965年出生的西班牙艺术家，通过“第二次”的展览还原当时的场景，向大师致敬。朵拉善用展厅来研究观众、作品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探究现实和虚构的问题，而观众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参与到作品中。

    马索塔的电影《意外》被阿根廷人熟知。进入蒂特亚大学的视觉体验厅需要支付200比索。这个封闭的空间里，电视机、戏剧厅和电影院同时放映。马索塔在舞台上，背靠着扶手椅，向观众们致以欢迎之意。后面靠近幕布，有一排人，面目苍老，衣衫褴褛。马索塔慢条斯理地解释，这200比索的门票将支付这些人的表演费用。他们每个人要求400比索，不过他决定一人给600比索。在金钱和观众之间，马索塔像个协调人，但是即使600比索也不够支付布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每日的需求。解释完之后，马索塔拿起灭火器，一边对观众们说不必担心他们的安全，一边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打开灭火器。之后，伴着一阵刺耳的声响，一道耀眼强光照在这些“老人”身上。整个表演持续一个钟头。

    这场表演是为了契合马索塔提出的概念“明确的社会虐待行为”。一方面一些人付钱“去观赏”，另一部分人收钱“被观赏”，这正是社会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目标化。马索塔一开始计划找真正的来自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决定请专业机构去雇一些人表演，这些人大多数是社会中下层，由他们来扮演穷人。他的作品不是把这些穷人当做展览物品，而是为了表示尊重。

    朵拉·格西亚还原的这个版本反映了多个方面的问题：明显的贫穷;虚构的马索塔，花花公子，同时也是思想家;重复这场“意外”没什么意义。艺术评论家皮勒指出“第二次”和原版的三个不同点：首先，完全复原当时的场景是荒谬的，所以“第二次”的这种复古主义可以从无用性的视角理解。其次，两次场景实际支付给每位表演者的钱是不同的，“第二次”每位演员收到了1000比索。皮勒还指出现在教师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这些钱远不足以支付他们付出的劳动力。最后，“第二次”的表演观众们并不需要真的购买门票，而是通过线上注册，携带身份证入场。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位观众入场前需要签一份协议，是关于转让他们的肖像权的。因为朵拉正在拍摄一部有关马索塔的纪录片，这次展览中观众的照片和视频朵拉就不额外付费了。

    消费身体并不能赚钱，只能说是艺术领域的应用。我们现在身处网络时代，参观者网上注册的免费性也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研究因素。阿根廷当代艺术这本寓言集的最后没什么教育意义，因为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残渣”或者“魔术”以供观赏。（作者：文/Fedrico Baeza译/Felisa Z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