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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是李可染先生一生喜爱描绘的对象,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他生命结束,不断画牛,以至于人们把他的牛,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并称为20世纪中国水墨四绝。
为什么他这么喜欢画牛呢?
第一,这是生活中所见的最平凡也最有牧歌情调的景象。他1940年住在重庆金刚坡时,寄住的农民家里有个小男孩,还有条水牛。小男孩天天早上赶牛出去,黄昏的时候把牛再赶回家来。李可染就以此为素材,开始画牧童与牛。
第二,李可染开始画牛还与抗日战争的时代需要有关。
中国国力不如日本,抗日战争必定是持久战,需要中国人民有一种坚忍的精神,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有一种任劳任怨的、勤勤恳恳的精神,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自己的力量,而且要有牺牲精神。为了鼓励国人具有这种精神,需要塑造一个艺术象征,这个象征就是牛,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动物。李可染画了出来,被郭沫若发现其精神上的象征意义,便写诗盛赞牛的品格,称牛为“国兽”。
第三,李可染对牛的品格、气质、形象无一不钦佩,把它树为自己人格学习的榜样,以牛为师。所以他的画室叫“师牛堂”。
他对牛的评价是:
“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有真本事,却很温驯;
“终生劳瘁,事农而安”,一生辛苦都是为农民服务,为人类的劳作服务;
“不居功”,这是美德,“纯良温驯”,这是它性格的主要方面,“时亦强犟”,并不是没脾气,“稳步向前,足不踏空”,这种一步一个脚印的作风是所有事有所成的人共同的;
“皮毛角骨无不有用”,但求有利于人,有利于世,全部奉献,不仅仅死而后已;
“形容无华”,样子并不漂亮,没有华美的外表,但是“气宇轩宏”,不管从正面还是侧面,从任何一个角度,牛的形象都是堂皇高大的。
“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写之”。
第四,李可染是个性情中人,诙谐幽默,葆有童心,这是一个艺术家必有的天真。但李可染主攻山水画之后,我们看到他追求的都是崇高严肃的东西,他性格中的天真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渠道来表达发泄。牧童和牛就成了很好的对象和载体。雄伟的山水是他对精神的不断升华,牧童与牛是他对灵魂的不断净化。在“峰高无坦途”的山水画革新路上,不时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也算是很好的劳逸搭配,反映出李可染生命情调的两个侧面。
另外,我想特别指出,牧童与牛这一题材是在李可染人到中年后很重要的感情寄托,中年思子、得子,心境与年轻时有相当的不同,一腔柔柔的父爱化为笔下的牧童与牛。牛是自况,俯首孺子,终生劳瘁,纯良温驯,稳步向前,皮毛角骨,无不有用——这就是父亲的形象。牧童是儿辈,其直接的生活原型就是李小可。童年的李小可,性格与形象活脱脱就是李可染笔下的顽皮牧童。李可染的牧童与牛感动了中国与世界,深层原因即在于此。
第五,中国艺术诗意空间的拓展。牧童与牛是中国诗与画的传统题材,是农业社会最经典的诗化场景,不管我们今天如何远离这一场景,只要看到它,就唤起童年与家园的记忆。李可染对这一传统题材进行了诗意空间的拓展,其感情的末梢神经在这一题材上深入人类心灵的易感区,稍一拨动,便情不能已,借由牧童与牛的亲密无间,我们与春夏秋冬四时合序,与天地阴阳合而为一。
第六,李可染画牧牛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它不断试验一些新奇的章法和笔墨。他在牧牛图中的笔墨是最大胆、最豪放、最无所顾忌的,章法结构也最新奇。因为画牧牛图的时候,他的心情最放松、最无负担,所以他往往能画得随心所欲。因此,李可染的一些笔精墨妙之作,常常出现在牧牛图系列之中。
第七,应酬。成名后的李可染不可避免地要有许多社会应酬,有些是出于无奈,有些却是工作与生活的必需。画山水太累,也不愿意画逸笔草草的山水画去应酬,牧牛图就成了应酬的工具(但决不是说牧牛图因此就可以画得潦草马虎)。
其实,为了应酬也可以画些大写意的花鸟,事实上,可染先生也不是绝对没有画过花鸟,我就见过他画的水墨螃蟹和梅花公鸡,味道很足,但是,他确实没有认真严肃地画过花鸟,这是什么原因?是出于对齐师的敬重和对齐师花鸟画成就的敬畏吗?李可染跟随齐白石10年而不画大写意花鸟,这已经成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一个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