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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花鸟画难出新
熊广琴
长期以来,踟画令作者叹息,识者憾然,皆因出新难。究其根源,主要是世界变了,人性并没有变,人性中向善的部分没变;花鸟画画的就是人性中最富光彩的一部分。
花鸟画是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文若看山不喜直”,文明程度高了,也就有了曲隐地表达主观意志和心绪的需求——借物抒情,托物言志。宗白华在《论素描——孙多慈素描集序》中写道:“宋、元花鸟画以纯净优美的曲线写花鸟的体态轮廓,高贵圆满。”宗白华用了“高贵圆满”道出了花鸟画的本质,即以托美的自然物形象来表达高贵的人格理想和圆满的人生寄寓。
唐代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现实情境中,他的理想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倶欢顔”。其人格理想是什么?——“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读这样的诗句,我们多少能会意几分。
革命导师马克思,说他的理想生活是上午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下午钓鱼,晚上研究哲学。这不由让我们联想起“种豆南山下”的陶渊明的生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其中可见陈毅元帅的品操和人格意象。提起松,自然又令人遥想爽朗清举的嵇叔夜,山公曰:“往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除了悲剧命运,谁不愿得魏晋名士的林下风度?“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抑或化作那只飞鸿,自由展翅,飞越高山,飞离尘世。抛却一切现实的拖累和不得已,谁不愿成为理想中的那个“我”呢?那么,这个“我”会是什么成色?什么形状,又发散怎样的气息呢?
可见,虽然时代变迁,但凝聚真、善、美的人格理想并没有变。关乎人格、风采,迹化之后往往是庄严、优美,优美之极便是雅。“红娘出戏,莺莺难演”。优雅必定大方、沉静,内外趋于高度和谐,体现出综合修为的重要以及变形转化的限度。陈老莲的人物画在刻画时采用了表象分解与综合的想象方式,把不同类事物的特征加以融化,同时配以高度夸张、变形的描绘手法,使画中的人物形象夸张变形;其花鸟画却清新、自然舒展,变化有限。可见花鸟画出新的难,此谓第一层难。
千百年来,花鸟画的立意已高度程式化,除了“香草(兰)美人(君子)”“人淡如菊”等人格比赋的,还有如“年年(莲)有余(鱼)”“事事(柿)如意”“富贵(牡丹)平安(竹)”等寓意象征的;以及齐白石常画的蜜蜂、喜蛛、小虾、昆翎走兽等,借歌咏自然生命来观照人类自身的。程式是羁绊也是成全,没有程式便难成经典。胡适的老师约翰·杜威说“中国文化太熟了”,即是指其中的世故、功利因素。如何从“世俗美学”的泥淖里振拔而逃,这是花鸟画出新的第二层难。
花鸟画的第三层难,即陈师曾在《清代花卉之别派》中指出:“吾窃尝论之,花卉较山水易而实难。山水画可借山水之景致,得其援助,以成境界;而花卉之体制狭隘,全仗笔墨意态生出境界,此其所以难也。”
陈师曾的时代百年已逝,前贤们为花鸟画的发展皓首穷经,应对第一次视觉革命的“西雨新风”,实现了伟大的创造。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全球性的视觉革命。我想,只要秉持一颗诚挚之心,对花鸟画的本质作深度理解,知行合一地践行、感知,那么,辛勤的园丁们种下的花树,终有绿意长满眼帘的时候。
世相千变而对人性始终抱有希望,对真善美怀有信仰。总之,花鸟画主要关乎人心壁最柔软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