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表演还是盲目创新—当代书坛之怪现状剖析

    左国华（黄冈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当代书法需要创新，但不能盲目创新，要避免走入“怪圈”，创新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以当代艺术的名义，生造出一个“怪胎”，那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终究会遭到历史的唾弃。

　　近年来，关于“丑书”“射书”“盲书”“性书”的新闻被扩散开来，这类负面新闻之所以被不断传播，并不在于它存在任何正能量的价值，而是人们想通过这类丑闻表达自己对此类现象的痛恨。

　　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些行为与国人视野中的民间书法、江湖书法也有本质区别，他们书写的所谓文字，既不属于传统书法，也难以用现代书法来界定，或许可以将其归之于“实验艺术”一类，但绝非书法，孙某的“性书”行为完全违背人类的良知与道德，因此他被书协给踢出去也是理所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觉得还不解恨，这种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他在公共场合玷污中华传统文化，在破坏人们的审美视听，这种丑陋行径用“肮脏”“龌龊”“卑鄙”等词形容毫不为过，此类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代书法人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思想。唯有正本清源，使当代书法不断地“守恒”“匡正”，才能向着健康、良性方向发展。所谓“守恒”就是守住传统书法的根脉，所谓“匡正”就是反对那些“丑书”“射书”“性书”等行为，引导正确的审美视听，帮助那些表演者“易筋洗髓”，引导他们向着健康、良性的方向发展。下面笔者对当代书坛存在的“丑书”“射书”“盲书”“性书”等不良现象进行剖析。

　　新招频出：

　　曲解传统经典

　　“丑书”是一个网络新词，并不是一种书风，而是指当代书坛一些急功近利的所谓大师的恶搞行为。像“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讲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整体书风面貌。历史上并无“丑书”一说。在我看来，“丑书”不讲法度，既缺乏书法用笔、结字、章法等方面的基本要素，也无法用传统书法标准进行评判，难以满足书法家甚至常人的共性审美标准，即便用现代书法审美标准去评价，也毫无美感可言，难道真如某些书家所言，当代书法进入了一个“审丑”的时代？非也。

　　王林坚先生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认为“丑书、怪书盛行，有的书家甚至根本不顾书法的书写规律，随心所欲将一些美术的东西弄到书法里来，还美其名曰‘现代书法’，字越写越大。”“丑书”的代表人物曾某常以拖把作书，表演时还发出阵阵“吼声”。2018年，沃兴华先生的书法展因“丑书”舆论压力被迫叫停，另外两位“丑书”代表人物也表示了不满，首先是刘正成对四川的书法生态进行了一阵狂批，然后是曾某连夜赶制了一百枚陶印，而且在他的微信朋友圈写道“今天我留着泪，一口气刻完了一百方沃展叫停陶印!”

　　当然，这种同情是不值得称道的，大多数书法爱好者还是认为四川的这次行动干得漂亮，向“丑书”开了第一枪。在我看来，“丑书”是对传统经典书法传承与创新的曲解，是盲目创新的产物。“丑书”实乃媚俗之书，“丑书”的生成与急功近利思想有关，体现了一种浮躁的心态。“丑书”让传统书法精神迷离、品评标准丧失，越来越多的滥竽充数者充斥其间。“丑书”不是以追求美为目的，而是以制造丑、恶、俗为荣，“丑书”作者将汉字随意扭曲、肢解，使其面貌丑陋、畸形、恶俗，观之不堪入目。

　　“丑书”与傅山所说的“宁丑不媚”观点也大相径庭，傅山说：“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此处之“丑”是相对于“媚”而言的，意思是说书法宁可个性突出、面貌丑怪，也不要媚俗、柔弱，面貌娇好，精神萎靡的作品遑论佳作。“丑书”不仅缺乏法度，而且在书写工具与材质上盲目创新、不知所从，甚至做出一些违背职业道德和审美公德的行为，这类行为实际不是创新，而是恶搞，是在传播负能量。因此“丑书”的危害性极大，不仅误导青少年的审美认知，也破坏了艺术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我们应该远离“丑书”，警惕“丑书”的侵蚀。

　　“射书”又称“射墨”，故名思义，就是将墨喷射在宣纸上，并自认为是创新之作，其代表人物是邵某，他的《墨法36计》《飞来好运》便是“射墨”的恶作剧。不可否认邵某的个别作品是具有一定传统功底的，如其行书《八指头陀诗句》，但他为何不从传统中出新，却频频玩出“新招”，做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射墨”行为，是为了满足现代人的猎奇心理，还是成就自己的功名心，我们不作讨论，单就作品形式来看，“射墨”虽然使用的材料是宣纸，但书写工具却是注射器，或许创作者本人认为这是在追求书写工具的创新，按此逻辑，用喷壶、喷雾器也能喷出惬意的作品，这岂不是“走火入魔”的行为？

　　王强先生认为，“射书”作品，要放在书法展上，那就是书法，就要被当作书法作品去评价，你可以批评，也可以思考，这是不是一种书法的创新？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首先，“射书”的书写工具不是毛笔或其他的书写工具，而是注射器；其次，这种“射书”的过程是一种表演，无法满足日常书写的实用功能；再次，“射书”只适合少量字表演，小字、多字难以完成，“射书”作品也难以用传统笔法、结字、章法进行评判，不是从传统中出新，而是闭门造车，缺乏实际意义。

　　笔者认为“射墨”不是书法，因为它已经偏离了书法根本的创作原则和审美追求，将“射墨”视作一种“行为艺术”或许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书法艺术，“射墨”作为一种行为艺术本身没有错，但偏偏以书法的名义进行宣传，也无怪乎观者的强烈抨击。有人认为，邵某的创作经历了传统书法到现代书法再到“射墨”书法的变迁，实际上个人认为，这根本不是他书法的变迁，而是一种“盲人摸象”“掩耳盗铃”的行为，是盲目追求创新的结果，他所谓的现代书法作品只能看作是一种抽象水墨画，如《海》《震》《铸》《宝》等作品，“射墨”就更不是书法了。每一个有基本美术知识的人都不会混淆书法、抽象水墨画和行为艺术，邵某为何振振有词地称自己的抽象水墨画和行为艺术是书法创新呢？

　　“盲书”并非盲人之书，反映的是作者对书法创作主体的欺骗，或者说自欺欺人，这与孙过庭所说的“五合五乖”是相违背的。张某不是严肃、认真地去营造书写环境，而是酝酿如何表演，如何制造出“奇葩”新闻，书写时不是酝酿字形、随意所适，做到“无意于佳乃佳”，而是故意不看书写媒介，有强烈的做作行为，使用的书写媒介也是骇人听闻，在女模特身体上作书，还强词夺理地认为观众不懂艺术，的确这种表演可以跟行为艺术扯上关系，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更不能当做当代书法的创新追求和价值指向。

　　书法是建立在日常书写和实用基础上的一门艺术，张某等人的行为既不是日常书写，也谈不上实用，虽然他书写的是汉字，但很难识别，由于“盲写”破坏了文字的畅通性，脱离了书法的内核——文学母体，因此其“盲书”表演不是书法，可以将其视为没有多大创意的行为艺术，但与书法创新不可同日而语。

　　孙某的“性书”就更令人痛恨了，关于“性书”表演的细节实在不堪入目，在此不作过多介绍。孙某不仅策划与指导其弟子罗某进行性书表演，还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作为书写内容，这种无耻行为竟能得到墙美术馆的支持，举行了内部观摩展，甚至召集专家研讨。这种伤风败俗的性书表演能走进美术馆，试问，美术馆的责任和担当在哪？

　　孙某、罗某等人的行为将书法与性粘连，并堂而皇之地走出国门，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无耻的一次。薛明辉先生曾撰文表示“把书法与性结合，……无疑是对书法的亵渎，对女性的侮辱，对人类道德底线的挑战”。“性书”既不是前卫书法，亦不能称作实验书法，而是借书法之名做出的违背人类道德底线的行为，前卫书法、实验书法有很多创新方式和手段，但必须遵从美的法则，不能逾越道德底线，孙某因为“性书”表演违背人类的道德与良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美协的名誉，被中国美协开除会籍也是罪有应得。一位国字号的会员不精研技法，不走正道，传播各种低俗文化，还远赴海外宣传，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开除会籍已经是较轻的惩罚了。

　　盲目创新：

　　走入背离怪圈

　　当代书法需要创新，但不能盲目创新，要避免走入“怪圈”，创新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抛弃传统或反传统。如果丢掉传统，生造出一个“怪胎”，那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终究会遭到历史的唾弃。

　　关于当代书法的创新，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追求艺术形式的新颖，今人的各种书写款式和宣纸拼接方式已经是形式创新了，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艺术图式有很多可能性，如果非要将各种奇特表演和书法艺术图式创新扯上关系，生出一个怪胎，那就是背离传统、侮辱艺术的行为。另一方面，书法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的文字内涵，书法家们抄诗抄了上千年，以后还会抄到什么时候，鄙人不敢狂作评论，历史上的《兰亭集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哪一篇不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回望当代，又有几件文学性和艺术性兼优的书法作品能在历史上留名？因此，当代书法家首要的重任是增强国学修养，精研古典文学，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学作品，表达自己的心声。南宋词人戴复古的“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似在警示后人，当代书法再也不能这么抄下去了，当代书法家实现文字内涵的创新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