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唐宋开始，江南变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天堂。靖康之变以后，北方的士族文人大举南迁，其中既有官僚、贵族，也有一般平民，吴地逐步开始成为经济文化的中心。元代初期，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大多怀念前朝，拒不与新朝合作，如郑思肖等一批才华出众的文人，宁愿放小格局，投身于文艺创作，唯求“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向图画开”，经常相聚在一起，饮诗唱和、作诗论书。等级制度使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沦落，元代的社会在文人中弥漫着一种今不如昔、压抑沉闷的情绪。原本把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作为追求的人生目标，此时身心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即使士人得以为官，也常处在矛盾的心态之中，不再有唐人博大的自豪与激情，或是宋人洒脱恣肆的心境。

　　赵孟頫的柔，一方面是赵孟頫独特的创造，另一方面又是对于元朝做出的妥协。元代的统治者对汉人的文化理解并不是那么深刻，赵孟頫“雅俗共赏”的理念又很符合统治的需求，自然成为了元朝廷“藻饰太平之美”的不二人选，成为了官方认定的书法家。这在后世往往被看成了骨头“软”，清人冯班就说：“赵书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并观也。”其实并不全然是这样，更准确地说，赵书是对南宋皇家演变而来宫廷书风进行的“精致化”创新。赵书“回归”二王书风，但无法复制王书的自由洒脱，而是用“妍美优雅”替代魏晋风骨的“萧散简远”，对王书做出了新的诠释。

　　吴文化以其隐性的形态积淀在每一个身处于其中的人，他们被吴地江南山水所激发，受到民风文化以及精神直接间接的浸润，从而创造出新的文化。赵孟頫精神寄托其中，自然也具有了江南精雅恬淡的境界。吴文化的精致优雅、从容不迫，在古朴与雅致、婉约与刚强之间达到了“和”的境界。赵孟頫善于将自己的个性、地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将宫廷文化与当地的吴文化巧妙融合，以“中和”的方法化之，创造出适合自己个性、又具有普遍审美意义的书风。

　　赵孟頫的行草书主要取法王羲之，而小楷取法王献之更多，他用“古意”的理念，上溯“古质”，再向“今妍”的方向发展，其实表现出来的也是吴文化的精致与中和。最终他把高冷的、殿堂级的王羲之，变成了鲜活的、温润秀雅的“社会化、大众化”的王羲之，创造出具备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符合世人欣赏特性的典型时风，随后的明代吴派，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

　　赵体书法的时代意义在于将世人难以理解的王羲之，巧妙地做了转化，在简化丰富用笔、跌宕的笔势的同时，降低了世人认识和学习书法的门槛。赵孟頫对于二王书法的传承，很好处理了历史经典与时代传承、主流文化与自身性格的关系，用皇室、士人与大众都能理解的语言表述。

　　赵孟頫的书法侧媚取妍，至元中叶后，风靡朝野，可以说整个元代都笼罩在赵孟頫的理念和风格之下。在他的引领之下，明代产生了吴门书派。他们继承优秀传统，讲究书法的精致感以及形式美，崇尚清新文雅，精研笔法形质，同时师法晋唐古风而不为其束缚，注重抒发个人的情怀，在明代书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曾言：“天下书法归吾吴”，后代的书法史家都把吴门书法作为明代的高峰。实际上，吴门书法在艺术风格上和赵孟頫书风是一脉相承的。

　　｜越文化下杨维桢的突围｜

　　杨维桢早年深受赵孟頫影响，然又能摆脱赵书束缚而自出新意，是他根植的越文化所成就的。越文化的基因深深地埋藏在他的身上，对比赵孟頫的优雅，杨维桢却表现出极端的叛逆，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刚烈”。他的书法在当时并不像赵孟頫群体那样被广泛理解，清代的孙也就言及“恐非书家派，当借诗以传”，同时代的顾复也说：“但诗文为后世所重，并其书亦重之耳。”

　　如果我们想很好理解杨维桢强烈艺术个性的书风，需要透过书法形态的表面，深入到其背后吴越地域文化的差异里去思考、放置到宏大时空中去认识。

　　越文化既沉郁又昂扬，既雄霸又细腻，既婉约又豪放，起源于“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越地自古以来崇尚大禹那种“以自苦为极”、“而形劳天下”的精神，承续这一精神原型的是越王勾践，他忍辱负重，吃粗粮、睡马房、服苦役，三年不愠怒，勇敢承担起报仇复国的重任；东汉王充是最早表现越文化精神的思想家，面对由封建专制王朝所流行的谶纬学说，他大胆地提出“嫉虚妄”的现实批判精神，甚至敢于“问孔”、“刺孟”；作为越人后裔的嵇康，在少年时代便以非礼无法的面目出现……

　　这种抗争与批判的越文化精神始终在传承与延续，每当民族国家处于危亡的时候，越地总会涌现出一批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形象，例如陆游抗金复宋轻死赴难，明代方孝孺面对朱棣篡位的誓死不从，鲁迅用自己的文笔当做武器追求自身解放、争取民主与自由。从宋代陆游到清末到鲁迅，从蔡元培到竺可桢，一以贯之的是爱国奉献、发愤图强的精神，是背后越文化所给予的强大支撑。

　　越人历来以尚武、耿直等鲜明的个性著称，这种单枪匹马的特色始终存在于越地人们之中，越文化强调个性，看似是个体的，实则他们背后支撑的文化因素是相同的，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杨维桢的书法就不会显得那么突兀，这种强烈的地域文化给杨维桢的人生深深打上了越地的烙印。

　　杨维桢交游广阔，早年结识赵孟頫，在元代复古的大旗之下，学习古法，在欧体字上颇有建树，并从张雨身上获得启发最终自成一路，我们可以从鲜于枢、张雨看出赵孟頫的影子，却唯独无法在杨维桢身上看到一丝一毫，从杨维桢的生命历程中可以看越地的尚勇强悍与刚硬不屈民风，他一生重视儒家治国之道，几度积极入仕，为官清廉，满怀着抱负却又狂妄自负。面对一次次的罢官，经历了朝代更迭以及战乱之祸，内心与现实社会的激烈碰撞，寄寓了人生的经历与磨难，所以杨维桢的作品，整体感极强，如同大写意画，以气势胜，而不计较于一点一滴的得失，这样的格局决定了他书法的高度，迫于其文坛的地位，以至于时人既不懂他的艺术又不敢妄加揣度，但多数人会认为这是野狐禅，而不屑一顾，他的作品在当时是那么的寂寞和冷清，但也倔强地显现出韧性与刚性，发时代的先声，敢于打破一切束缚，今天的我们依旧能看到那种超越时空的气度。

　　每一次孕育书法新变的时候，都是思想冲突、文化融合的大变革时代。蔡邕说，书法是“肇于自然”的天下大势，黄庭坚说：“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中国书法艺术是对生命的一种体验，是反映生命、追求精神意蕴的艺术，表现作者的主观精神，承载家国情怀，寄托个人胸襟情怀。只有将强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我们的书法创作，我们才能达到“通神”的艺术境界。

　　（本文为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元代书法”专题课题研究成果，有删节）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