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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种面目示人,可能是最让古今中外艺术家们“纠结”的问题了。
为艺而能成“家”者,自然要有属于自己的面目。一部艺术史,实际上就是由一张张不同的“面目”组成的。
对待“面目”问题的态度,可以看出东西方艺术的不同倾向。西方艺术强调个性与创造,求新求变乃其核心意识。英国人艾略特说:“每有新的作品产生,传统均将为之移动,并赋予新的位置与观点。”一种风格、一个面目一旦被创造出来,同时意味着结束。
而中国的所有艺文学问,更注重的是“和合”与“会通”。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是“变”的前提,没有真正的“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变”。个性融汇包孕于共性之中——人无个性,不必交流,人无共性,则无法交流。创造也必须根植于“道”、“理”,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多的时候,“变”不是刻意“求”来的,而是在境迁、时易下“不得不然”的结果。
当然,中国传统的艺术家也并非不讲个性。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涛,就是一位个性强烈的人物。他有句画家们耳熟能详的话:“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但石涛之所以能够提出著名的“一画论”,正是源于对传统的洞彻,乃至由画理上“通”于哲理。唯其能“通”,成其能“变”。至于他的笔下为什么有时会“触着某家”?无非各家各派早已烂熟于胸,打成一片,进而找到了各家之上的那个“源头活水”。
扬州八怪也是以面目独特著称。李方膺在一则题梅花诗中说,“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实际上,他的墨梅恰恰学的就是南宋的杨补之。他的“不学”,正是以“学”为筌蹄。
启功先生的说法更足以让人吃上一惊,“(学古人)学之不能及,乃各有自家设法了事处,于此遂成另一面目。名家之书,皆古人妙处与自家病处结合之产物耳”。
围绕“面目”,可以展开诸多话题,而这些话题处处牵涉到艺术领域的深层原理。
比如,面目有外露与“隐秀”、鲜明与含蓄之分,就像我们不能说一个长相耐看、不事铅华的女孩子没有“面目”。
以前读到苏东坡对隋代大书家智永的评价:“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总觉得是一句泛泛而谈的“漂亮话”——智永的字给人的感觉分明是“散”、“慢”、“熟”、“软”嘛!然而,近年来,也许是自己对书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居然从智永的那种“散缓不收”里,看到了动心骇目的精当与遒劲。古人诚不余欺也!
作为一个热诚的书法爱好者,理解一位前贤的作品,前后花了20年时间,这无疑足以证明中国传统艺术的高深与伟大。但反过来看,智永的书法是不是过于渊深玄淡,面目不够鲜明呢?按照今天评价艺术的标准,是不是少了些“创新”呢?对此,坡翁仍然有他的解释:“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
从事艺术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对待面目的态度。书法之所以为书法,因有个“法”在。智永的用心,要为“二王”一系的书风进行法度上的梳理和完善。至于面目上的“创新”,非不能也,乃不为也。那么,他的书法究竟有没有面目呢?当然有的。他的面目是一种“内俏”,要在“逸于绳墨之外”的那种意态中去体会。而今天的人们,无论在创作还是欣赏上都已经“人心不古”,都在寻求“瞬间的感官刺激”,所以艺术家往往以吸引眼球、哗众取宠为当务之急,所以要挖空心思地“出新意”和“求变态”。
面目与风格不同。一个艺术家可以尝试不同的风格,但他不可能有两副真面目。因此,面目也可以理解为风格背后的“性格”。别林斯基说:“一个诗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诗圣杜甫既能写出“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也能写出“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既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阔大,又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灵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杜甫“面目”的认识。多样的风格仍然统一于不变的性格之下。反过来看,当不同的艺术家尝试同一风格时,恰好可以分别出他们的不同面目。所谓“韩文如江,苏文如海”,同为豪放一派,韩愈表现出了“浑灏流转”,苏轼则表现出了“雄旷恣肆”。
因此,风格样式好比一个“外壳”,选择怎样的外壳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其完善提升到一个高级微妙的境界,而这个过程则需要精神内质的支撑。金农曰:“予之竹与诗,皆不求同于人也”,他的创新意识很强,标榜“同能不如独诣”,与智永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家。金农画竹一反传统,将叶子画得短阔而丰腴,画梅也特意将主干画得粗粗壮壮的。然而,“肥”和“粗”只是样式的选择,并非艺术的完成,支撑这种样式的,是他作为一个文人画家的才识、学力与情怀。“反常”的背后,是“合道”。“肥而能清”、“粗而不滞”才是他的真本领,“拙朴隽永”、“雅逸奇古”才是他的真面目。
说到金农,自然不能不提及他那有名的“漆书”。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漆书”这种样式是不是金农的唯一选择呢?假如金农未能“有幸”地“发明”出“漆书”,那么他的书法是不是一无所成呢?这是个蛮有意思的问题。
艺术的样式,的确是可以发明创造的。从理论上讲,一个艺术家只要资源足够,想象力足够,就可以创造出无数的样式。而艺术家的真面目却是伴随生命起变化的。神采气质,唯有“诚于中”,方能“形于外”。样式与面目两者间最重要的联系,在于如何通过一个最恰当的样式,最充分地承载和呈现你的真面目。
今天的众多艺术家们沉迷于追逐外在的样式,却忽视了皮肉之下那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
一个最大的误会是,他们把面具当作了自己的面目。(何光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