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和民族以牛为图腾崇拜，如古埃及人、波斯人视牛为人类的祖先。《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以色列人把黄金打造的金牛犊，当作耶和华上帝的形象来膜拜。同时，牛在西方文化中也代表财富、力量、直率和毅力。西班牙则是将牛当作冒险的对象，例如专业的斗牛与常民化的奔牛活动，利用牛对红色敏感的特性，借着激怒牛然后由斗牛士与之决斗。在中国，因为牛耕，中国人对牛也有很深的感情，所以牛在中国的文化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诸侯之祭，牛，曰太牢。”牛是最尊贵的祭祀品，是天子祭祀社稷和天地之用。哈尼族的创世神话《奥色密色》，记载牛的各部分化作自然万物的故事。汉族地区崇拜牛王，成都就有始建于康熙七年的牛王庙。《五苦章句经》中记载：“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持钢铁叉。”后为道教吸收，成为牛头马面。如今我们又把憨厚勤劳、不求回报等优秀品质附在牛身上。经过几千年的演化，牛又以生肖文化的方式变成了中华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民俗生活实践中，它像影子一样与每个人相伴相随，难以分离，它无形中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牛”是世界艺术家们热衷表现的题材。现代艺术的奠基者毕加索，一生中无数的创作与牛有关。牛是他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在他作品中“牛”代表了多种不同的含义。他司空见惯地用自行车把手和车座组合起来，完成了一件举世闻名的现代艺术作品《牛头》，成为了打开现代艺术之门的标志性作品。而在中国，历代画牛的画家也有很多，像唐朝韩滉的《五牛图》就是我国的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其次还有戴嵩、李唐、石涛等，近现代画家，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潘天寿等都是画牛大家。

　　正因为牛文化的丰富性，人类围绕牛创作的精品举不胜举，围绕牛创作的大家也比比皆是。所以，要从牛这个题材来实现艺术的突破变得尤为艰辛。然而舒勇的作品《犇腾》借助中国大写意精神和国际性的抽象表现主义风格，把世界牛文化与中国生肖文化结合起来，以牛为媒介，以新时代为大语境，让中国大写意有了全新的高度和现代美学的形态，具有了强烈识别性符号学的意义。

　　大写意通常忽略艺术形象的外在逼真性，而强调其内在精神实质，通过形象来承载精神内涵与精神气象，让“象”由物转向精神境界，具有表意功能或成为表意的手段。写意是中国艺术审美重心自觉转向主体性的核心呈现。写意不仅作为中国画的外在风格而存在，而且还是中国绘画有别于西方的独特艺术观念。五千年中华民族美术史，自身所秉持的最高判断标准，一直是大气浑然的审美精神。从龙门石窟、霍去病石刻、敦煌莫高窟到永乐宫壁画，我们可以深深地领略到这种审美精神的表现手法。

　　而水墨大写意正是承传了这种精神，以特有的形式展现了中华泱泱大国的民族气派。可以说，水墨大写意是民族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和浓缩。舒勇的《犇腾》系列作品，是中国水墨大写意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中的探索与实验。这批作品大气浑厚、简约疏放，极具视觉冲击，不仅有意趣还有天趣，使观者获得赏心悦目、酣畅淋漓的美学享受。“犇”是三叠字，也是“奔”的异体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化思维，通过象形表达一头牛力大无穷，何况三头牛成队列一起前进，那力量就更不言而喻了。舒勇把自己创作的大写意牛系列作品用《犇腾》命名，借用了汉字的象形文化精髓，简洁形象地呈现了“孺子牛”“开荒牛”“老黄牛”形成的“三牛”精神。在这个系列作品中，舒勇将大写意从草书入画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呈现了中国人独特的造型观和境界观。尤其通过书写产生的笔趣，成为《犇腾》系列作品由形式美感进入对中国文化深入体验和思考的关键。舒勇在一气呵成的状态中，把笔墨的生熟、巧拙关系处理得干净利落。大写意需要警惕用笔熟而生巧的流畅，尽管这样会让作品更美，但容易流于匠气、市井气。舒勇的这批大写意的牛，追求笔趣熟练之后的生疏，由熟返生，有了大拙之大美的境界。由巧而到拙，纯朴而磊落大方，主体牛似像非像，却又神态各异，呈现中国艺术的一个重要美学原则，也就是齐白石所说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原则。

　　尤其是绘画作品，不能拘泥于物象外在的形象，而应该抓住物象特有的内在本质，发挥艺术的超常想象，或突出或夸张，并融入作者情感、趣味以及思考，体现于不同其它特象的独有特点。把笔的天趣，发于无意之笔，《犇腾》这批作品是好笔、好墨偶得的结果，是一种顿悟，灵感迸发。求笔的天趣，固然与艺术家的个人禀赋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需日常生活中对现实的感悟以及长期的苦功。而《犇腾》正是舒勇以传统的生肖文化，结合大写意水墨精神来深刻感悟新时代的呈现，他借助大写意的精髓和生肖文化的图腾性将新时代的大气象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犇腾》系列作品不仅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绘画的精髓，更表达了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三牛”精神。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