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篆刻是篆刻艺术史上继汉印之后的又一次高峰。清代初期，明代各大流派的发展尚在延续，如“吴门派”的篆刻家有顾苓、顾元方、袁鲁、钦兰、袁雪、张日中等，他们有的是文彭的再传弟子，有的则是直接从文彭的印作中获取养分。不过清初的数十年，篆刻相对沉寂，到了清代中期，篆刻艺术才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篆刻家的地域分布也比较广泛，艺术表现形式上流派纷呈，先后出现了歙派、浙派、邓派、赵派、黟山派和吴派。此外，清代还涌现出一些地方流派，如“雪渔派”邵潜明末清初时隐居于如皋，在他的影响下，黄经、童昌龄、许容等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流派——如皋派。此外，还有被称作闽派的江皜臣、陶碧、李根、薛居瑄等。但这些篆刻家和地方性的派别都没有形成大的气候，清代初、中期印坛，真正能够与中晚明五大流派别立营垒、不分伯仲的主要流派，则是徽派、浙派和邓派等。

　　明清以来，文人篆刻之风大盛，文彭之后，篆刻艺术逐渐形成各种流派，其后继者都以汉印为宗，成为一时风尚。清代程邃开“歙派”，后有丁敬开“浙派”，邓石如开“邓派”。篆刻流派是根据不同篆刻艺术风格或地域而进行划分的，篆刻流派的形成主要有几个因素：首先，以地域为前提，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多集中在安徽、浙江、江苏、福建和广东等地；其次，需要具有独特建树的领军人物，其他人对他的学习主要依赖师徒相授模式；再次，流派中人篆刻风格相近，彼此借鉴而相互影响。可以说，自文彭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篆刻艺术史，就是篆刻流派史，若作梳理，则可清晰看到印人之间的师承及分布。

　　清代篆刻在明代文彭、何震之后，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取得了更大发展，特别是清代碑学盛行，碑学书家无不兼擅篆刻。清代篆刻与其碑学是相辅相成的，早中期主要的篆刻大家都集中在安徽、浙江一带。当流派创始者开创风气之后，继承者往往从不同角度上继续拓展和深化流派风格，如韩登安论浙派时所言：“丁敬之拙、蒋仁之逸、黄易之超、奚冈之雅、秋堂之工、曼生之放、次闲之能、叔盖之朴”，一语道出了西泠八家各自特色。因此，应当说是流派创始者及其继承者共同塑造了流派风格，使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篆刻创作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这就是篆刻流派的积极意义所在。（李刚田、马士达主编《篆刻学》第 295 页）在歙派、浙派风靡印坛百年后，清末篆刻逐渐向“印从书出”“印从刀出”“印外求印”的创作道路发展。晚清篆刻，可谓是名家辈出，而且其中成就卓著者，无不以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三家篆刻为取法和借鉴的主要对象。

　　程邃开创的“歙派”

　　歙派创始人程邃（1605-1691），字穆倩，一字朽民，号垢道人，自称江东布衣，安徽歙县人，居南京十多年，明亡后移居扬州。平生嫉恶如仇，所交多重气节之士。他长于金石考证之学，收藏甚富，作画用枯笔皴擦，名重一时。篆刻朱文喜用大篆，白文精探汉法，刀法凝重，最为得神。前人对他的朱文印评价甚高。

　　程邃身处明末清初，其时篆刻艺术的发展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当时篆刻界沿习文彭、何震印风，沿习既久，其后辈又无力重整旗鼓，以至于渐失生气。程邃参合钟鼎古文，并以涩刀拟古，令人耳目一新。周亮工对其推崇备至，在《印人传·书程穆倩印章前》、《印人传·书〈黄济叔印谱〉前》中多次提及。程邃的印作，白文避开文何旧习，径师汉印，作品淳朴厚重；其朱文印吸收朱简碎刀短切的技法，作品苍浑古拙，极富个性。

　　清代初期，受程邃印风影响且去程邃不远的印人有高凤翰、沈凤、高翔（凤岗）、潘西凤。四人因名字中均带有“凤”字，故被时人称为“四凤”。他们四人中，高凤翰、高凤岗为“扬州八怪”成员，沈凤、潘西凤二人则与“扬州八怪”交往密切，四人有着比较相近的审美旨趣。除上述诸家外，“歙四家”中的巴慰祖和胡唐也受到程邃的影响。巴慰祖、胡唐二人尤长于以秦汉印式刻印，他们对秦汉印无论是从形或神方面，都比程邃有所进步，同时又以元朱文为宗，追求工稳精致的印风，受到了汪关、林皋一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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