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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丰泉(厦门大学教授)
实践者深知,欲求人物画艺术上深度,必先夯实基础厚度,故写生作为充实人物画造型手段之一,非一朝一夕之功,需倾其一生做非常之事,方能攻无不克,使方方面面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无疑,20世纪以来戳力开创的构建现代人物画格局的各种类型探索,是卓有成效的。传统人物画一直深受儒道释影响,借“静”和“净”这些意味大肆渲染,使本应以反映现实和再现生活为创作方向的人物画,不慎掉落在荒率缥渺中。故加大写生比重,是通过倡导“宁脏毋净、宁拙勿巧、宁方毋圆”的艺术主张,体现人物画的艺术厚度和思想深度。
虽然,人物画与山水画、花鸟画各有不同侧重,包括临摹与写生之间的关系,但若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去要求人物造型有新的变化和新的高度,显然是举步维艰。
蒋兆和从写生底层人中酿造出让人如饮一杯苦茶的《流民图》;李震坚长期站在人物教学角度分析考虑,摸索出一套刻画人物形神的厚重语言,如《在风浪中成长》中,那种兼有写意性又具塑造性的独创手法,在人物形象生动性和具体性结合上,有更深刻完美的烘托表现,一度作为塑造人物形象的标志性手法,得到广泛赞誉;方增先的《说红书》上众多生动人物形象就像是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具体可信,将“形神兼备”的功夫演绎得淋漓尽致,也非故纸堆里讨来,皆源于一笔下去是活生生的人物写生再现,以至于私底下有人认为,方老自离开教学环境去了画院之后的人物创作,仿佛造型上稍逊于其30岁前意气风发创作的那让人挥之不去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尽管后续他新创不断,探索不止。
当代人物画既不是古人模式的翻版,也不是脱离实际的想当然,只有在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身上,寓千笔万笔于一笔气力,令形体准确到位,高度概括、沉着有力,去除拖沓消靡冗繁之疾。若是不做足非常写生之事,就成不了人物画非常之功业。
当下我们赖以生存的绘画环境与以往任何时候不同,以至于曾经奉为圭臬的某些技术画语,在一波接一波的艺术革新中,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随着人物画研究的推进,纷扰也是不断,以为不习练素描也能解决造型问题,依据是梁楷《李白行吟图》到近代齐白石、傅抱石的古意人物画,其出处全与素描无关。所沿用的是传统体系中的意象白描法,确实这些尺寸小且趣味横生的人物小品画,有让人把玩的视觉感受,一度让写实人物画的社会形象,有些受损。
这类倾向于时尚化、娱乐化、再糅合一些符号化元素的人物画作,确有些不落俗套之意,似乎与古意人物画有种若离若聚关系,在当下自有受众群体。作画中无需草图,因为它不像主题创作那样,一定要分出人物走势,当刻画人物众多时,要把住人物造型和背景错综复杂的关系。相对于主题创作而言,以一种比较诙谐的表现方式状物畅意,让这类小范围内受追捧的人物画,被理论家认为可与大篇幅主题创作分庭抗礼、平分秋色。
我们也熟悉这类水墨玩家创作经历,起码从艺时接受过非常系统的素描训练,才进入到专业院校提升,有时以沿袭古意为能事,颇有些志得意满。
难道出自他们之手制作的各种奇幻画像,真与素描无关?哪怕一小点?我们应清醒认识到,古典的人物题材表现如樵夫砍柴、钟馗伏魔或者齐白石的不倒翁等,相对单一,而当下那些从观念出发的人物画意,常常需要情景再现才能烘托出作者内心的欲念情绪。像眼下都市情景的人物画意,若无素描助力,仅靠有模有样的笔墨线条,欲图怪诞妖冶或诡异茫然的种种语境,绝非易事,到头来不伦不类,既无古意更缺新意,不信的话,一试便知。
我们曾有过一种人物画风貌,像莫高窟壁画与永乐宫壁画中的人物画成就,那种表现出恢宏壮观的视觉盛宴,却由于长期以文人画为导向,被漠视而少人问津,实为偏颇之见。观莫高窟壁画中的一小段《张骞出使西域图》,分明有主题创意之处,既不失写实分寸又兼具轻松活泼趣味,难道会输给眼下那些主题画?
总觉得靠明暗体积堆砌起来的画面,有些拖沓冗长之弊?终究不是现代人物画的福音,和明智之举,何也?盖因过度刻画板结导致中国画韵味的严重丧失!人物画自身的一种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和兼收并蓄的各种表现手段,才是推动当代人物画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