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说，历史是由事件和记录事件的文本构成的。如果只有事件的发生，没有记录此事件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无法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也就不存在历史的意义了。可见，对事件有意识地记录是成为历史的关键。俗话说，涓涓细流汇成历史长河。从某种意义上讲，事件在当时的影响与历史的价值并不完全一致。如2002年出土的秦代墓葬中的37000余枚《里耶秦简》，内容均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资料，犹如现在政府部门或企业的日常记录。这些记录与秦国当时征战六国的大事相比微不足道，但是这些文献资料对于还原秦国的历史十分重要。不同的研究者从这些遗存的文物中各取所需，如书法研究者，从文献的书写、字体还原文字和书体的演变；书法家通过对这些秦隶的研究、临摹成为创作书法的一种方法。如著名书法家鲍贤伦就用秦隶创作，在书法界独树一帜。当时的记录者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记录会对现代的研究者带来如此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由于世事变迁，日常的记录也有可能成为还原历史的载体和后世在各个领域借鉴的资料。这样的资料，并不一定是记录者当时的目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的行动都是由观念支配的，而文字（文本）是记录观念的载体。由此类推，我们学什么画，画成什么样的，在我们的思维中肯定有一种观念或一种普遍观念，这种观念可以通过文字的记录来呈现。这种记录既可以是诗文、画论、画中题跋、画语录等。画论、画语录说白了就是画家的随笔、日记、作画的感想等，所有这些，看似日常琐事，如果从长程的历史角度看，就是构成历史长河的点点细流。

　　然而，这种文字记录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特别重要。如当我们欣赏一幅宋画时，画虽然作为物质的存在被历史地保存了下来，我们可以通过物质性存在的历史分析知道这幅画当时的形态。但观念却做不到，如在解读一幅没有作者文本资料的画时，往往会出现多解，而且都有理。这是因为观赏者在欣赏这幅画时都是以现有的观念在重构视觉图像。在现代社会，绘画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创造美，更多的是指向经济目的。我们很难理解宋人绘画的目的是透析“天理”，最终指向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现代人很难通过一幅宋画（视觉图像）来理解宋人如何通过画画来透析“天理”的。因此，对于没有或很少有文献记载的画家，是很少有被研究的文章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明代中后期两位绍兴籍的画家徐渭、陈洪绶，两人都是开创时代新风的画家，但由于徐渭的文献资料比陈洪绶更多，徐渭的研究更火热。可见，要研究一个画家、一幅画，是要以文本作为研究基础的。

　　对于绘画作品来说，通过画家的画语录或诗文可以知晓画家的观念，通过观念与图像结合的方法可以还原画家当时的想法。如果没有文本（诗文或画语录）作为研究的基础，对一幅画的解读只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就变成了一千个赏画者就有一千种对画面的解读。这样，绘画的理论研究就失去了意义。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画家的文本记录十分重要。然而，由于绘画的训练与文字的训练是两个不同的系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而画家的日常记录是传达画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古代画家的画语录其实就是画家画余的一种日常记录，是画家真实思想的呈现。古代画家就是用画语录的方法解决了画家由于绘画训练时间的占用与文字训练所需时间的冲突。而通过画语录、诗文和画的结合正是现代美术理论家研究的重要方法。

　　所以，作为一个在未来人眼中的古人，学会在创作之余勤记作画时的感受，定能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可资参考的研究资料！画家的历史意义很有可能就在这种不经意的日课中产生了。（张东华）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柏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