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图：魏碑风骨孙伯翔
孙伯翔 （天津美术网资料图）
孙伯翔书法作品
孙伯翔书法作品
·[图] 高清图：孙伯翔先生书画艺术研讨会在天津荣宝斋举行
·[图] 高清图：碑学巨匠孙伯翔在天津荣宝斋展示“正大气象”
作者：胡若隐
近些年来，书法大家孙伯翔因其在魏碑理论和创作方面独树一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喜爱。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从魏碑传统艺术中汲取了灵感，并将魏碑风骨般的人格魅力融入到了书法创作的实践中。魏碑成就了天津布衣孙伯翔，孙伯翔碑刻了自己的人生路。
孙伯翔选择魏碑，也就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并由此找到了不竭的艺术源泉。魏碑作为承前启后的书法艺术形式，反映了北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变迁。北魏在文学上没有出现太多大家，但总体上沿袭了“三曹”父子开启的“魏晋风骨”，在内容上不乏描写国家动乱分裂的严重后果和对民生疾苦的关切。魏碑对现实的关切也注定了它拥有丰富的社会内涵，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石刻等形式与魏碑内容相得益彰，故此能够展示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这也是此后历代诸多书法家对魏碑乐此不疲加以潜心研习的重要原因。
孙伯翔集魏碑理论和实践之大成，他的贡献表现在准确而精要地总结了关于魏碑的继承与创新、笔法特征、创作方法论等规律性的要领。
其一，他对魏碑有着独到的认识，强调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他说，魏碑由隶而始，入楷而终，按本位文化意识来说是不成熟的，对其潜心挖掘是为了提取“新型产品”；以《始平公造像记》为代表的“龙门二十品”，其最大成就是创新精神；破隶书成楷书之形，正而多变，《始平公造像记》堪称魏碑正体之源。“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孙伯翔对魏碑怀有美的理念，在充分融入个人独特的审美情趣后，才使得他个性化的魏碑书法富含艺术之美。
其二，他总结了魏碑的基本特征，从它的新生、发展到成熟，各个阶段都焕发出古朴、雄强、新奇的神采。魏碑艺术有其特殊的规律性，笔法对魏碑创作者而言非常重要。他强调要在法度中体现碑学者的性情，进而解说了笔法上的“方圆互补”理论。这就是，“魏碑方笔重力度，圆笔重内涵。方笔主顿，顿中有提。圆笔主提，提中有顿。顿而不提则死，提而不顿则浮。方笔之法和圆笔之法是辨证互补的关系。”
其三，他阐述了魏碑创作实践需要坚持的循序渐进的方法论。他先写《张猛龙碑》，后写《始平公造像记》，再写《云峰山碑》，形成了独特的碑学创作见解，这就是“先由方圆起步，进而方雄，最后转入浑穆。”他一再告诫魏碑弟子要锲而不舍，艺术追求不能见异思迁。比之如挖一口井，你开始挖的是沙土，不容易出水，但只要它不塌方，你就要坚持一直挖下去，挖到它出水为止。他主张，学书法先修性。他的恩师王学仲先生称其为人厚道坚韧，故而其作品拥有“钢打铁铸的质感”。
其四，他厘清了碑学与帖学的关系问题。他坦诚地说，自己是由唐楷入手然后才转攻魏碑的，对待各种书体不要有狭隘的本位主义，不能独尊魏碑；“一笔一画自成生命”，无论什么书体，写到极致就可以形成风格；“楷书要做到动起来，行草书要做到静下来”。他追求艺术的“清凉之境”，要求作品本身要让人清晰可感，“让人们越看越舒服，越看越清凉”；同时要求创作主体保持内心自省、淡泊名利的精神境界，在内容上写天地之正大气象，抒民族之风骨华章。
其五，他拥有独爱真理的境界和自我否定的勇气。对于中国当代书法一些大家形成共识的“魏碑取决于刻工水平”之说，他是坚决不同意的。他的执著是一种坚持，而不是固执。他以近十年的创作实践为根据，阐述了自己的分析逻辑：刻工只能刻其表，不能刻其里；《始平公造像记》中的那种厚重感，是碑刻手工没有办法代替的，其作者朱义章绝对是一个书法高手。孙伯翔曾经长期信奉碑帖分家的观点。直到1995年，他来到山东云峰山，详细察看石刻现场后才深受触动。他感慨道，“山林之气可以变成庙堂之气，书法艺术将来的途径还是要碑帖结合。”这是一次为时不晚的重大修正，或者说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自我否定。那一年，他已经61岁。他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尊重艺术法度，却又相信变法是实践创新和进步的动力。
研究孙伯翔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不难发现他对魏碑艺术的追求与其“魏碑风骨”的人格是紧密相关的。凡魏碑之学成大器者，须有劳其筋骨之经历和超出凡人之悟性。没有苦难的经历，难以感受魏碑形成之不容易；而没有过人的悟性，也难以从魏碑古朴中寻找到那份灵动。故此，魏碑之学经常会陷入善始者繁、竟终者寡的老路。孙伯翔能够突破魏碑研习“上路容易成器难”的怪圈，归因于他在苦难的成长中坚守了艺术理想，在旦复旦兮的艺术追求中获得了感悟和升华，乃至逐步形成其今日之人格魅力和艺术风骨。1934年，他生于当时的河北武清，少时品学兼优。由于当时家庭出身地主的原因，他初中毕业后便在天津成为普通工人，并从此迷恋上了书法这片可以用来倾诉内心的“世外桃源”。魏碑这个世界淹没了他，他也渐渐地拥有了这个世界。在1982年“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览”中，壮岁孙伯翔凭借其楷书文天祥的《正气歌》脱颖而出。此后，孙伯翔更是以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长期夯就的国学功底，在对魏碑艺术的探索中精益求精，为的是站在先生们巨人般的肩膀上看得更加高远。他的魏碑理论见解新颖，突破了古代大家们的笼罩；也凭借成功的创作实践，超越了前人和同辈们的局限。直到今天，孙先生已近八十高龄，仍然经常坚持临帖和创作。由于体力所限，他感慨地说，“我全部的余生属于书法艺术，虽不能做到日落而息，尚能坚持日出而作。”他说自己只是“砚田一耕夫”，艺术“变法”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他希望做大家喜欢的好老头，忘记年龄也不能忘记艺术“变法”。
关于时人对孙伯翔的评价，盛赞者多矣。有的说“当代碑学因为有了孙伯翔的存在，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制高点”；有的说“孙伯翔乃近一百年来作楷第一人”；有的说“集北碑之大成而能入行者当今一人”；有的说“孙伯翔以钢治刚，北碑技法到此似可告一段落”。作为书法艺术爱好者，笔者的溢美之词显得多余。笔者更想初步探究的是，他正直不阿、厚道宽容、坚韧执著、内秀激情等方面的人格风骨，以及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人的苦难经历，是不是他在魏碑书法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先决条件？如若答案是否定的，成魏碑之大器者缘何寥若晨星？如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包括孙伯翔先生在内的当代在世的书法艺术大家们，就其特殊的人生阅历、追求法度的创新、国学的基本功底而言，尤其是他们曾经是不求闻达、只为醉心艺术的创作动机而言，是不是应该赢得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关注与尊重？笔者还想探究的是，中国会出现传统魏碑艺术的终结者吗？
魏碑风骨，孙伯翔！我相信，书法大家孙伯翔受到的是一个时代的关注。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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