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书法的展览效应可以用“构成主义”这个概念来诠释，“构成主义”现代美学追求的是介质拼凑和随意搭配形成的独特效果。林林总总的书法展览，获奖者的作品正蕴含在这种形式的意外结合之中。于是，跟风潮此起彼伏，传统的、有文化内涵的、简洁素面形式的作品难得一见。于是，展览上的书法作品形成了重形式、轻内涵的倾向。评委衡量作品的优劣第一关即为形式上的视觉冲击。这使我想到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关于媒介思想研究的观点。他认为，电视的娱乐性强、思想性弱，问题的本质不是电视具有娱乐性，而是电视声画同步的符号系统、电视线性的连贯播出方式，电视对形象的前所未有的突出使娱乐成为一切信息的存在方式。电视的出现使政治竞选成为舞台表演，决定成败的不再是政治见解、执政能力，而是容貌风度、表演技巧。在电视的时代，林肯、邱吉尔这类其貌不扬的人及秃子、矮个子都不大可能有机会成为一国领袖。他不无揶揄地说：“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我想，就当下的展览模式，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米芾这些书坛领袖参展都不大可能成为获奖者。这是因为，在展览时代决定书法家获奖的不再是文化修养、文化内涵，而是表现形式、表演技巧、视觉效果。书法展览原本可以成为书家表现才华的平台，而现在却把智慧用在了“化妆术”上。

　　我想说的是，形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要有边界和底线。因为，当下展览作品的意义是敞开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心智领略和体会给以不同的诠释。假如你看到一幅作品，就扭头问书家：“你搞得这么花里胡哨的干啥？”人家可能回应你：“对不起，你的审美观还停留在一百多年前！”

　　形式是必要的。石涛尝云：“笔墨当随时代。”问题在于追求形式要有个“度”。我很欣赏一句广告词“简约而不简单”，形式简单些，内涵加重些，书法创作当可借鉴。我们看看那些历代经典碑帖，哪个不是简简单单、清清爽爽，洋溢着文人气、书卷气？有些作品虽有装饰，但这些装饰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有的小尺牍却有大气象，令人叹为观止。当下，如果一味重形式不重内涵，形式花哨的书法作品即成了“驴粪蛋”，外鲜内糟，令人倒胃。

　　诚然，书法的形式本身决定着语境和内容，从而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影响着特定时空中的文化。比如商周金文书法，如果不是钟鼎彝器上精美纹饰的映衬，铭文的光鲜将暗淡无光；然而，假如不是文字记载的国之大事，仅有华丽的纹饰又有何用？语言以书面的形式凝固，从此诞生了语法家、修辞家、逻辑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倘若没有研究成果，语言以书面的形式（如书法）凝固也是一团废纸。

　　魏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世人熟知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前后《赤壁赋》，以书文兼美流传百世。他不必借史家的言辞，也不必托高官的权势，而声名自然能流传后世。要论形式，这些书坛前贤远不及当下书家。而当下书家的“短板”正缺的是前贤文人的艺术品格，有几人能凭耀眼的形式将书法作品传世？！

来源:中国书画报责任编辑:聑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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