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的对白—碑学大家邓石如、孙伯翔之比较

  
孙伯翔

 
苏轼 壶中九华诗

龟

南开大学马蹄湖赏荷

黄山石刻联句

李方膺·题梅

龙游凤集

萝卜

    作者：洪军民 李方膺
  
 
　　“盈寸锋毫，写山河表里风流人物；数尺雪笺，录大千世界翰墨春秋。”汉字书法起于秦汉，有李斯善篆，后成于唐楷，颜柳称雄，其中人物各领风骚灿若星辰，右军父子、虞褚二公、两宋四家、明初三宋皆可冠于一时。其间人物风格迥异，各有擅专。而自明末清初碑学复兴以来，两位书家相映成趣，遥相呼应，技艺、境界，乃至人生际遇皆有相同之处，其一是清初碑学领袖邓石如，其二是当代碑学正书大家孙伯翔。邓石如、孙伯翔均是一介布衣，一前一后在碑学复兴中斩关夺旗，做堂上呼。巧合耶？必然耶？笔者就两位布衣先生作一比较分析。

　　邓石如，原名琰，字石如，1743年出生，享年63岁。号完白山人，又号完白、古浣子、游笈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等。安徽怀宁人，清代著名书法家。

　　孙伯翔，1934年10月4日出生于天津武清，健在。字振羽，别署师魏斋主人。曾任中国书协第二、三届理事，中国书协创作评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书协副主席，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天津市文联委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顾问。师承王学仲、孙其峰。孙伯翔先生学书七十余载，潜心翰墨，以北魏书风立足于当代书坛，被书坛誉为“当代北碑第一人”、“碑学巨匠”。

　　不舍日夜成于韧 　　

　　两位先生虽然生活在不同年代，成长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秉性各异，但有着很多相同之处。

　　他们都有刻苦学习、终身学习的内在自觉。邓石如九岁时读过一年书，孙伯翔读两年私塾后入新学至初中毕业辍学。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并不长，但勤奋学习、乐于思考、追求书艺从未间断。邓石如50岁之后，书艺已臻化境，依然常游于京口（今镇江）、南京、扬州、常州、苏州、杭州等地，访名碑、拜名家。临终前一年，还登泰山，会晤友人，切磋技艺；孙伯翔流连龙门，徘徊云峰，耄耋之年还坚持每日读书、写字、画画五六个小时以上，不断提升“干活”的含金量。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是成就他们艺术高度的基石。

　　不挠不拔成于坚 　　

　　邓石如、孙伯翔皆生于农家，一生命运多舛。均有长期的社会底层生活经历，磨难无数，其志未改。不但如此，还有“箪食壶浆”之乐，将对生活的抗争转化为对书法的挚爱，把书法的挚爱转化为人生的信仰，不断催生心灵中书法艺术的种子，直至开花结果。邓石如停学后采樵、卖饼饵糊口，食不果腹，仍四处求学，提高书艺。孙伯翔更是把各种歧视和艰难困苦，当作砥砺自己的磨刀石，直至把压力转化为捻断笔管的内劲，把点线写成了钢打的、铁铸的。 　　

　　淡泊皎洁成于清 　　

　　两位先生都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如明月之皎皎；自甘寂寞，远离喧嚣似幽兰之亭亭。邓石如性格刚直耿介，没有媚骨俗气，常戴草笠、着芒履、策毛驴，以“山人”自居。进京没拜访内阁学士翁方纲遭到排挤后不委曲求全，在兵部尚书两湖总督毕源处作幕宾不合旨趣而离开，为一只鹤将生死置之度外而秉书太守奉还。孙伯翔在生活、工作等多重压力下，把功名利禄置于脑后，如达摩之面壁熊耳山，在自己的“师魏斋”里读书练字，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身艺术的锻打锤炼之中。板凳一坐，岂止是十年冷，最终以技进乎道的功夫直追书法的清凉境界。 　　

　　取法乎上成于思 　　

　　两位先生认知不同，取法途径不同，学习方法不同，可说是有诸般不同，然殊途而同归，成为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两人“同归”之处在于“取法乎上”，两位先生注重师法经典与师法自然结合，在取法上明确而执著。邓石如的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并遍游各处名胜，临摹大量的古人碑碣，锤炼自己的书法艺术，终能自成一家。孙伯翔以唐楷夯其基，后潜心学习魏碑，先是学《张猛龙碑》、《始平公造像》为代表的方笔，风格初成后，继续向圆笔魏碑书法过渡，学习《云峰山》，随后是《泰山金刚经》、《四山摩崖》等，直至打通方、圆笔法之转换，实现了圆与方既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作统一如是观。 

　　勇猛精进成于勤 　　

　　书法一道，最是打熬心血。二位先生皆有“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勤奋。邓石如仅在江宁梅家的8年，坚持“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且前5年时间专攻篆书，从而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孙伯翔临习《始平公造像》，常常写到妻子、孩子都熟睡了，甚至通宵达旦。先生常说，“用的纸就是一卡车也拉不完。”可谓“汗牛充栋始得真知”，最终摸索出用长锋羊毫、低执笔捻管、露锋侧切的方法写出方笔，破解了魏碑方笔笔法千古之谜。由此可见，没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是难以取得独领风骚的艺术成果。“欲成惊人艺，需下苦功夫”之言，不余欺。 　　

　　循序渐进成于钻 　　

　　书法必须一步一个脚印、一环扣一环地向前推进，任何一个环节不牢都有可能导致脱节踩空而失去向前深入的机会。两位先生深谙此理。邓石如以篆书、隶书和篆刻为重点，一个阶段突出一个重点，交错前行，互相发力，相辅相成，形成了用隶法写篆书、以篆书入印的良性循环。孙伯翔追求书法七十载，先后经历了从雄浑走向正重，从正重走向灵动，从灵动走向温润，从温润走向清凉。稳扎稳打，步步深入，现已八十修龄，仍然在清凉境上探索不止。 　　

　　厚积薄发成于悟 　　

　　两位先生的习书感悟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为后学之信标。 他们都有独立思考的品格。邓石如在书法理论上颇多创见。“字书如河海，不得其航，终望洋而兴叹也。” “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孙伯翔认为：“北魏书法是外夷文化冲击了华夏的本位文化，是夷变夏而复归夏的结晶。”“《始平公造像》方中俱圆的东西，那种厚重感刻工没法代替，朱义章绝对是一个书法高手，这点我敢肯定。”可谓是掷地有声，振聋发聩。 　　

　　以身为祭成于痴 　　

　　邓石如的自挽联：长七尺大身躯，享不得利禄，享不得功名，徒抱那断简残编，有何味也；这一块臭皮囊，要什么衣裳，要什么棺椁，不如投荒郊野草，岂不快哉。这反映了他为人为艺的博大胸襟与超脱雅量。孙伯翔认为：“书法不是抽象的前卫的艺术，而是文字的载体，是意象的艺术，既万象皆点线、无处不方圆，包含了经典之取与大自然化境。”“书法不是单纯的写字，应该是写天、写地、写民族精神，书正大气象。”这是对书法的深厚情感与气壮山河的大气魄。 　　

　　参合大道成于法 　　

　　实践出真知。邓石如认为：“某书修短、肥瘦皆有法，一点一画皆与秦汉碑刻合，不似公俗书，纵横任意无所忘。”“好书悟后三更月；良友来时四座春。”“竹书千万字，灌花酿酒，益知安自宜乐，闲自宜清。” 明确指出要有所取法，要合乎规矩，不能任己意为之，尤其“悟”、“乐”、“清”，可谓一语中的，也正是当代习书人缺少的。孙伯翔主张：“学魏碑只把重点放在以刀代笔的小石刻，不以《张猛龙碑》、《始平公造像》、《张黑女》、《论经书诗》为宗，虽是学古，却是歧途。”其自作诗“我本一耕夫，砚田斯沃土。霖雨随天赐，但知笔下苦。”真切地道出了禀赋、才情和勤奋的重要性。 　　

　　九“成”晤对话古今 　　

　　一是时人对他们的评价极高。且看对邓石如的评价，刘墉、陆锡熊：“千数百年无此作矣。”曹文埴：“此江南高士邓先生也，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包世臣《艺舟双楫》：“神品第一。”赵之谦：“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山人以隶书为第一；山人篆书笔笔从隶书出，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然此正自越少温，善易者不言易，作诗必是诗，定知非诗人，皆一理。” 再看对孙伯翔的评价，刘正成：“孙伯翔乃近一百年来作楷第一人！”王镛：“集北碑之大成而能入于行，当今一人。”石开：“赵之谦以柔济刚，孙伯翔以钢治刚，北碑技法到此似可告一段落。”姜寿田：“孙伯翔作为当代北碑巨匠，其魏碑创作置于当代碑学领域，便具有创造性启蒙意义。”

　　二是都能推陈出新，把书法推向了时代的高峰。邓石如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玉筯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使碑学复兴达到了新的高度，拉开了新的序幕，此后的篆书家多受到他的影响。孙伯翔先生破解的魏碑方笔笔法，化解了百余年来的刀、笔之争，还原了碑书刚健而不失温润的原貌，洞开了魏碑书法的方便之门，将魏碑书法推向了新的峰巅，使碑学复兴具有了完整的史学意义。

　　两位先生一生追求书法，对于书艺可称有开疆拓土之功。在此，后学末进斗胆将二先生的境界、学养做管窥之较，虽有班门弄斧之嫌，然实是欲以浅见为引玉之砖。并于代谢之时自勉。 洪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