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淑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下》：“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东汉赵岐章句曰：“淑，善也。我私善之于贤人耳，盖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人也。”孟子与孔子前后相距百余年，自然是不能“为孔子徒”的，故而赵岐之注将孟子言语中隐藏的因未能亲炙受教而无限抱憾的隐意准确地揭示了出来。从此，“私淑”一词就为后人固定袭用，并埋藏下了两个基本要义：一是学习者未能亲自受业，二是敬仰并承传其学术而尊之为师。

　　在今天这个网络用语渐行风尚的时代，“粉丝”一词无人不晓，但举出“私淑”这个古老的词，问其准确词义，或许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已难以语焉能详。“粉丝”与“私淑”有相近之意，但远不具备“私淑”一词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

　　在我们这个文明悠久的国度历史上，“私淑”曾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学习手段甚至是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具有优良而持久的传统。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知识、学问的获取或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掌握知识文化的人是少数，而能师从良师名师，则更是一件极为不易之事，故作为学生尤为看重师承关系，以标榜学问的来历、学术的正统，而对老师来说，也依靠师承门徒来维系思想、学派的门户和血统。但并非所有求学者都那么幸运，故孟子又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前四种是指圣贤施教，各因其材，最后“私淑艾者”，则是指未收入为徒的，可以通过自学以获得其所治之学，朱熹的解释是：“私，窃也。淑，善也。艾，治也。”但毫无疑问，想要“及门受业”远非不辞长途跋涉、多交几根腊肠那么简单，最不可逾越的，是时空交错，不能起先师于黄土啊！故古之学者，更多的是通过“私淑艾者”的方式，获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种本领。

　　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各家学派都认识到门徒弟子对扩大自己学说的重要作用，而孟子更从孔子仁学的思想出发，以自己的实践为基础，不仅以道德修养来要求“君子” 言传身教，更以立言著述来系统深刻地阐述对世界的认识，以成就其“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教育理念，包括“人或不能及门受业，但闻君子之道于人，而窃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诲之所及”(同上)的“私淑艾者”。在孟子看来，“私淑”仍然是“君子之所以教”的一种，故虽感不无遗憾，但仍然以学问源于“圣人”而自豪。在儒学成为封建时代文化主流之后，以孟子的“私善贤人”、“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人也”为特征的“私淑”传习方式，以为“善治其身”的治学和精神提升，成为中国文化绵延后代的一个重要传统。

　　这种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学术思想活跃高峰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试以两宋间学术脉络为例，如北宋司马光一派，他的弟子中“刘忠定公(刘安世)得其刚健，范正献公(范祖禹)得其纯粹，景迂(晁说之)得其数学(太玄象数)，”而“景迂又私淑康节(邵雍)”(《宋元学案》二十二卷)。再看南宋朱熹一脉，“嘉定而后，私淑朱(朱熹)、张(张栻)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魏了翁)。”(同上八十卷)“私淑”一词运用十分频繁，且私淑弟子均为赫赫有名的大家。而朱熹自述“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大学章句＞序》)，更是将思想精神、学术渊源直接接上了孟子。今人看来，朱熹无疑是私淑传统最得孟子真传且弘扬最为杰出的儒学大师了。至此，“私淑”由不得“亲炙”受学向尊崇、信仰等含义扩展，且不再受时空的约束，概念的外延大大延伸。至清初乾嘉学盛时期，戴震撰二万余言阐述孟学，并直接名书曰《孟子私淑录》，以明发扬孟学之使命，“私淑”的精神内涵被大大填充，传统得到了有力的弘扬。当然，“私淑”一词，运用得最为普遍的，仍然在狭义的范畴之内，即未得亲授而自治其学。虽然时空不妨碍学术思想的传播，但不顾实际、盲目标榜前代名流为私淑的对象，是绝不符合严谨治学、涵泳学术传统的。“私淑弟子”是在不辱没前贤前提下的谦卑自称，当已具备足够的治学成果，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否则，那实在是对师尊的最大不尊。

　　“私淑”作为师承学识、绍述前贤的一种方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艺术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至上世纪下半叶，随着传统文化的“被打倒”，以及以传播西方文明为主的现代教育高度普及、发展，这项传统也趋于没落。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年国学重被重视，“私淑”一词又被一些人用得多了，许多人都自称为某某“私淑弟子”，最为热闹的是前些日子广被质疑的“章太炎私淑弟子”事件。“私淑”仅仅被用作一个自我炫耀的词，而“私淑”的真正传统或早被淡忘了，这实在是“私淑”在缺失公信的商品社会的异化。当下，既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重获新生，与之共生的传学方式也理应得到重新认识。虽然现代教育无比发达，获得教育的途径无所不在，但“私淑”绝不简单等同于“自学”，更非以通过考试、获得学位为最终目标，其内核是相伴前贤一学的获取，更感召于其思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这是历经两千多年来无数学子的实践，孕育出的中国人独有的传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播之链，是中华民族绵延的生命内核外化表现方式之一。重视真正的“私淑”传统，应该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书法的私淑传统

　　“私淑”之于书法一门，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在上古，因文字的使用都掌握在高层官宦、贵族手中，故书法的传授都为名门家学、子孙传业。又由于书法形式表现的特性，书学者更注重技艺的经验传授，名门望族往往积累世之学，常有非凡成就者。这种情况发展到两汉魏晋尤为突出，如三国至两晋，就有河东卫氏、敦煌索氏、琅琊王氏、陈君阳夏谢氏等大族人才辈出。书法的技艺和境界，成为这些擅书世家社会地位的有力权重，他们将书艺的传授垄断，更将其核心“笔法”神秘化而秘不示人。因此书法的授学，师出名门和家学渊源更易得到认同。虽然如此，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需求，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住的历史潮流。至两汉时期，教育向庶民普及，书法被作为考核、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书法的发展。东汉赵壹在其《非草书》中称：“今之学草书者……以杜(度)崔(瑗)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赵壹的本意是要非难当时的学书之盛，但却形象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成为一段难得的史料。( 杜度，字伯度。生卒年不详，唐张怀瓘《书断》称“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故知为汉章帝(75-88年)时人，做过齐相。崔瑗是杜度的学生。赵壹为汉顺帝、灵帝间 (顺帝126-144年，灵帝168-189年 )人。“今之学草书者”与“后世慕焉”等关键词，记录了当时学书者在草书名家的影响下普遍自学、钻研的状况，可作为书法史料最早的“私淑”内容看待。

　　这种风尚所及以及书法形式、内涵的多样化发展，条件优越的学子也纷纷在名师、家学之外寻求新的营养。如后来被誉为书圣的王羲之，其年少初学卫夫人，无疑是血脉纯正，但“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这段文字虽不能确认出自王羲之，但所记叙之师法过程，结合王书所得各种养分，其内容是被肯定的。因之，王羲之堪称是书史上私淑前贤的最好典范。

　　自“二王”成为书法正统后，“二王”一脉的书风几乎主导了其身后的几乎整个书法史，后继者以此为法乳，又以各人的努力和禀赋，成就了一座又一座高峰。毫无疑问，“二王”成为后代书法研习者最重要的“私淑”对象。同中国其他传统学问、技艺的延续、发展一样，书法的沿革、兴衰，亲授和私淑这两种传习方式，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而形成了独具内涵的传统，甚至是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尊崇。这种尊崇一直延续到现代，以沈尹默等人的深入实践和理论发扬得到了进一步彰显，以白蕉的自我标榜(曾刻有“王右军私淑弟子”印)宣示了“私淑”书学精神的现代延续。

　　重唤传统、重唤大师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前一百年余年里，书法史发生了巨大变革，康有为等人提出“卑帖崇碑”，并将碑学梳理出一个有理论的艺术体系，从此碑刻书法被奉为了另一座书学圭臬，传统书学者的取法观念由此而遭到颠覆。这期间，不断发现的书法新材料，无数无名书家、民间书家的书作，都极大开阔了书学者的借鉴视野，丰富了师法对象。前代书法的典范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帖学的边界，而帖学之外的都非传统意义上的名家。这种深刻的变化，导致书法师承的作用在认识上也大大起了变化，“私淑”的传统更是几乎断绝。

　　上世纪40年代以后至“文革”之前，沈尹默、沙孟海、白蕉等一批现代卓有成就的书法名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并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他们从个人理解和性情出发，在吸取前代营养时更梳理着传统的脉络，或取碑刻金石之泽，或举回归帖学之旗，不仅在技艺上刻苦探索，更在学术理论上勤奋耕耘。其中尤以沈尹默成就最为杰出，他最早开始整理古人的书学文献，总结书法规律和学习心得，并结合现代教育理论，倡导书法普及教育，更组织机构，亲自授课。今天看来，他们当初所做的一切，为80年代以后的书法繁荣，不仅在人才培养上，也在书学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努力，使他们成为当之无愧的当代书法奠基人。

　　令人不可想象的，是在他们身后的大半个世纪里，旧纲常被捣毁，新道统难建立，师道无以为尊。经济大潮涌来，书坛更是浮躁亢奋、审美意识混乱，书法界伪“名家”甚至伪“大师”四处横行。而书法的“私淑”传统未被很好地重新认识，却被一些沽名钓誉者“拿来”到处招摇撞骗。再一种局面是，书法的发展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不仅毛笔早已退出实用生活，而且连汉字书写都将被计算机输入法所取代；又一方面，书法赖以获取营养的土壤-传统文化，也陷于困境，而经济诱惑、外来思潮等等一时泥沙俱下，以致浅薄、低俗、粗陋甚至蹂躏之风盛行。这些状况深深侵害了书法的当今发展，令人有书道“式微”、传统“断裂”之虞。

　　在中国，大师一词是学科至高成就的代名词。就国学而言，能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必须在中国传统学术(如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除此之外，还要有独立的价值观、高尚的品格，堪为公众师表。以此来比附书法领域，前者要涵盖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杰出成就，而后者，则建筑于道德品格的修为，是完全一致的。以此严苛的标准来衡量，如前所述，近百年以来，书法领域如沈尹默、沙孟海、白蕉、林散之、启功等人可谓是名至实归的一代大师。一方面，他们是真正的书家，均在书法造诣上取得超凡的成就，而非仅仅是善书者(依沈尹默所论)；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各有建树，视“学问为终生之事”(沙孟海《与刘江书》)，故在现代书法实践和理论建树上均有筚路蓝缕之功。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历经民族和人生艰难困苦，仍保持各自独立思想和铮铮风骨，即使在传统文化遭遇西学强烈冲击之时，但他们仍锲而不舍，“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个社会所赋予我们发扬光大书法的新任务”(沈尹默《书法散论》)，历史使命常怀在胸，且品格鹤立于当时书坛，至今仍是时代的风标，引得无数书法爱好者群起追随。他们堪称是真正的一代大师。

　　“私淑”是文化传统，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师尊对象的学术思想引导和人格精神影响，剔除了这个特征，私淑就没有文化内核可言。大师就是一个时代思想和精神的结晶，因此，一个时代需要有大师级人物，这对私淑传统的承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会以它特殊的方式去引导初学者步入门径，去抚慰徘徊堂奥之外者的迷茫甚或痛苦，去培养出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共同消除书法一脉的外部干扰和内在危机，探索创作与治学更多的奥旨，来秉持前贤的薪火，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在这方面，这些大师学识兼备，本身就是私淑传统的最好收益者，重要的弘扬者。我们相信，精神的发现和坚守，是任何事业从无到有、继往开来的保证。我们期望“私淑”的传统，与其他教育方式一起，能培育出对今天书法有用的杰出人才，以博大的胸怀，涵养古今，吞吐中外，来共同继承前贤的宝贵遗产。

　　我们千万不要只顾了娱乐化的“粉丝”，而忘却甚至丢弃了我们具有千年历史和信仰意义的“私淑”文化精神。

　　从这个思考出发，我们重新梳理了近现代以来卓有成就的一批书学大家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们在传统与现代思想文化作用下的书学新探索，审慎标举了沈尹默、沙孟海、白蕉、林散之、启功等五位书法大家，请专业人士寻绎他们各自一生的书学探索和理论总结，依照上所分析的理路，拣金别裁，精细导读，以全新视角编选出版《大师私淑坊》系列。这是对大师们风骨品格的致敬，更是对私淑传统的呼唤。

来源: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责任编辑: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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