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学书法篆刻，孤山西泠印社是向往的圣地。一个少年学子，面对一连串如雷贯耳、赫赫威名的大师芳名，说是高山仰止还远远不够。负笈中国美院，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皆是西泠印社中人，沙、诸两公还是社长副社长。这样的西泠缘，更加强了我对西泠印社的景仰之情。故毕业留美院任教，与西泠第一次交集，便是在1983年西泠印社八十大庆之际受《书法研究》杂志约，撰《印学话西泠》长文15000字，在当时，这是一篇梳理西泠80年历史的全面系统的论文。我自己也在此际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社员。有了这样的印社知识底子，后面一发而不可收拾，西泠印社史遂成为我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其后则考证创社四君子中吴隐的创社踪迹、最初的创社4人是谁？上海西泠印社是什么性质？与杭州孤山的关系？那时，几种《西泠印社小志》、《西泠印社三十周年纪念刊》、《西泠印社志稿》线装本都被我翻烂了。浸淫其中乐不思蜀，越翻越发现疑问越多，其后则考证越来越勤快频繁了。

　　1988年我当选西泠印社理事，发愿要为西泠印社做点实事。本师沙孟海先生是社长，他以学者的卓越意识，常常告诫说西泠印社缺少社史专家。老辈回忆故事当然重要，但还是要回到学术，要有严肃的考证、对事实的追究，不能只是模模糊糊的回忆，要可检验可回溯可追证，你们年轻人要担当起这个责任。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响应沙老的号召，争取在社史研究上有所作为。故尔90周年社庆、100周年社庆，我承担的都是社史研究方面的论题。比如1913年日本大正癸丑兰亭会的事实考证；在日本期间还做了赵之谦日本受容史考的长达45000字的考证。百年社庆的2003年，我主动领取的任务，还是社史，结果是出了两册千页大书《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我自己也花了几个月时间，撰就5万言的《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

　　接掌西泠印社社团事务之后，又在这方面集聚了主要精力。比如，每期社刊必选一个社中长老如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启功、韩登安、葛昌楹、唐醉石……进行专题研究，为这些功勋卓著的前辈树碑立传。又比如，在2006年召开“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社史学术研讨会”，出版上下册论文集，为一些有大贡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入社籍者正名。又配合香港凤凰卫视文化大观园做西泠印社专题釆访题目，在浙江人大讲堂主讲“江南士大夫文化与西泠印社”、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百年西泠》4集记录片；在浙江电视台拍摄《西湖》8集电视艺术片，皆推广宣介西泠印社。直到最近的2010年办“守望西泠——陈振濂西泠印社社史研究书法展”，2012年在澳门举办“西泠印社与金石学”的专题书法展，2013年主讲教育部国家视频精品公开课《江南士大夫文化与西泠印社》……横贯十几年的主题选择，可谓专心投入义无反顾。可以说，尤其是在2003年担任副社长兼秘书长以来，西泠印社一直是横亘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鲜活历史风范与人物内容，它聚集了我们从艺一辈子的信仰与理想！

　　2014年春，浙江美术传媒拍卖几位朋友找到我，希望在今年的公益专场拍卖中一年一个新面貌，有更见出彩之举，商量的结果，是一个专场拍卖会应该要变成一个学术性的展览会。2012年的书法公益专场拍卖，树立的目标是“学术引领拍卖”。2013年的书法公益拍卖，提出的理念是“我书即文献”，两年两个学术目标，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响——从来没有拍卖公司去这样想过。大家这次则提出：拍卖同时必须具备展览、推广、宣传的功能，要与当前弘扬传统国学文化的大方向结合起来，收藏系列化，构成一个“群”的概念。那么2014年，拍卖提出的新概念是“文化史收藏”。从“学术引领拍卖”到“我书即文献”再到“文化史收藏”，3年三连环，集中了我们对当代繁荣活跃而不无混乱的艺术品拍卖业的学术思考及试图作高端引领。

　　“文化史收藏”具体落实到一个什么样的落脚点上好呢？写一组王羲之和《兰亭序》的札记？写一组美院80多年大师如云的历史？大家都没有表态。最后，有朋友建议，仿照2010年“大匠之门”——陈振濂眼中的名家大师展览，但把它聚焦到百年西泠上来，写成一部西泠人物志、群英谱。我一开始甚表疑虑：两年前刚刚办过“守望西泠”——陈振濂西泠印社社史研究展，岂不有重复之虞？周边朋友鼓励我，应该不会重复，“守望西泠”展是叙事述史，重在论史。“群英谱”展暨专场拍卖会旨在于百年西泠“列叙时人”，是人物评论。而这一块工作，正好是我过去以西泠印社史研究成果所疏忽的。正好其时我刚刚当选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同道们皆大欢喜祝贺备至。说现在这套《百年西泠群英谱》大有感觉、无可取代，含金量大大提升：

　　（一）西泠诸名家的人物评论文字，是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出手的；

　　（二）《西泠群英谱》的书法艺术价值，是由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挥毫并确定的；

　　（三）西泠每一位人物百年史历史作用、影响力和地位的定位把握，是由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来点题的。

　　这样的“三保险”，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160多件作品拍卖群，恐怕遍观天下之大，也不可能会有1%的重复。而当下最有价值的拍卖品，一定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孤品。我一向以来最喜欢做前人未涉过的创意之事，喜欢挑战未知世界；故尔我听了分析以后，学术胃口被诱惑、被挑逗、被刺激，也莫名亢奋起来，希望能尽快着手进行了。

　　但真要动手做，却又遇到不少左右为难的选择。比如过去办“大匠之门”展览时也遵循过“并世不论”的原则。故尔先立一原则，既称曰“群英谱”,去世的老辈名家已经盖棺论定，当然可以称“英”；还年轻的社龄不长的年轻社员，还难以确定将来能否称“英”，如果真的成就高，将来也可以入“群英谱”，不急在一时一事。比如约有十来位英年早逝的社员，但因为人生出于意外，艺术上还远远不够高度即夭折了，该怎么评价呢？若胡吹海捧，没有节操，让观众感到不实事求是，太“水”；没有尊严没有底线，则人人当笑话在讲，连带作者一起被鄙视，这显然不是此一策划项目的初衷。再加之以我的年龄为边界，如果比我还年轻，资历过浅，实在是让我这个评价者无法措辞评价，故尔又划定了一个原则：去世的社员，必须年长于我才好评。比如走得太意外的黑龙江葛冰华，才情很高，带动东北地区的篆刻风气功莫大焉，本人艺术创作路子很正，习惯于在篆刻探索中带着一个团队进行“集团性作战”，是个极优秀的领军人才，而且配合西泠印社的活动不遗余力，我们都一致看好他，但就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虽已成隔世，只能忍痛割爱，俟之来者。至今想来还惋惜不已。

　　既确认它是一部“群英谱”，重点在于“群”字，亦则是说：它着意塑造的，是一个时代的群像，而不仅仅是一味凸显几位大师如吴昌硕马衡等，大师名家的煌煌业绩与伟人形象，在西泠印社可谓人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但几代西泠印社社员中，有大量怀抱对篆刻书画的无限忠诚始终不渝的中流砥柱、坚韧不拔式人物，他们的艺术成就未必是最顶级的，但正是他们，构成了百年西泠的雄厚人才基础。支撑起了西泠印社这座巍巍大厦，历百年不倒反而弥久弥新！以此论之，这部《百年西泠群英谱》160多件，涉及已故社员160多人，地位无分高低、影响无分大小、职务无分显隐，仿史书撰列传之意，无论社长副社长，还是孜孜矻矻忙碌社中事务的社员，每人一则，以此示西泠印社“众生平等”之大雅美意。其实百年西泠孤山雅集每每如此。风雅之士聚集六桥三竺之间，只论艺事收藏，并不计较身份地位——所谓论事不论人，承传文脉，正是江南文人士大夫社团的节操与风骨。又以入谱者皆已作古，已可盖棺论定，为塑造立体的、栩栩如生丰富多彩的西泠群像。我试着从各个角度发掘每一位社员最突出的贡献。比如有的为地方领袖引领风气；有的致力于社中事务不计恩怨；有的擅诗文不必为书画名家；有的为社会名流高士为西泠奔走呼吁；有的关注学术而不以丹青翰墨胜；有的工拓碑制印钮拓边款而技艺独步天下；有的擅管理善协调而使印社具有凝聚力从而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也有的毕生从事工艺美术而另类解读篆刻金石……不仅以艺术论优劣，而是立足于一个百年社团的各色人才作用的发挥，综合地来“素描”每一位评述对象在西泠印社百年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目前看来，这样的目的是达到了。

　　如果说2012年“守望西泠”是述事，那么2014年“百年西泠群英谱”则是传人。人与事交叉，才是一个完整的西泠印社历史。检诸印社历史，这样的例子有不少。比如90高龄健者、西泠印社元老前辈、名誉副社长高式熊先生，即刻过《西泠印社胜迹印谱》、《西泠印社同人印传》。前谱记胜地、后谱叙贤士。老总干事已故韩登安先生也刻过一部《西泠胜迹印谱》记录西泠风雅。另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秦康祥、孙智敏编撰、王福庵审定的《西泠印社志稿》也是分“志人”、“志地”、“志事”等等篇目，足证老辈先贤早就有此意识。我们今天的《守望西泠》是志地志事，《百年西泠群英谱》是志人，正是接续高式熊先生和韩登安先生以及秦康祥、孙智敏先生的优秀传统文脉之举——而且是站在21世纪视野下、西泠印社110年大庆盛典之后的重视诠释社史之举。倘若社中有许多有力者都来记事叙人，大家共同参与，使西泠印社成为公众关注的显学，那是西泠印社历万劫而不灭的坚强保障。可以肯定：今天反复发掘社史的时间节点是在21世纪、西泠印社刚刚度过110周年大庆之际，我们的记事叙人，一定不会是前辈的简单重复，而是带有新时期的独特视角和诠释立场。

　　感谢美术传媒拍卖有限公司的提议，使我为拍卖作品主题举棋不定之际，帮助我树立信心，既为“学术引领拍卖”注入新内涵；又为“阅读书法”提出新解释；还从去年的“我书即文献”进一歩推进到今年的“文化史收藏”，观念思想弥久弥新，这对于我这样一个习惯于以学术融入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和行为中的读书人而言，正是极称満意的。　2014年7月中旬于北京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