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公司珍稀善本碑帖见证流风雅韵

陈淮生旧藏《尉富娘墓志》

王一亭（震）《得碑图》

明拓《石门颂》

　　上海图书公司所存善本碑帖流传有绪，见证着一代又一代藏家和同好们研究赏玩、品评交流，乃至翰墨因缘、趣闻佚事，他们历经岁月沧桑、人事曲折之后，才陆续汇聚上海图书公司，不仅因各自独到的文物价值，给之前的库藏积累添宝；更由托物寄意的前辈遗韵，为今日之传承弘扬增色。

　　成立六十周年的上海图书公司，不久前刚刚举办了一场以鉴赏碑帖、研讨金石为专题的“金石苑·海上雅集”，并获得了学界以及同好们的关注和参与。其实，就基础和传统而言，这也许正是其应有的亮点之一。

《董美人墓志》吴湖帆跋

明中期拓《礼器碑》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作为上海图书公司前身的上海图书发行公司，其下属古籍书店有专营书画碑帖之部，原沪上三马路(今汉口路)墨林碑帖店主人尤士铮先生，以及后来从其问业、渐成著名碑帖鉴定专家的王壮弘先生，皆供职其中。直到五十余年之后的2008年，王壮弘先生在其碑帖研究著作汇编“崇善楼书系”出版之际，犹记当年情形：

　　此时(1956年至1960年)我正在上海古籍书店负责征集碑帖书画及历代文翰史料。我将自己仅有的工资及所有的时间，都集中用来记录、摄影、分析、研究。我从家里搬到河南路集体宿舍，将书箱放在我床头前叠成一个小小的书桌，为了不影响别人，我把灯拉到最低，把每天征集回来的重要文物加以仔细地研究考查，必彻底而后可。当第二天推介的时候，那些名宿、行家里手往往不如我详尽熟悉，因而受到他们的青睐，以为青年奇才。当时名宿如天津的徐行可，上海的徐森玉、尹石公，以及吴湖帆、钱镜塘、王春渠、沈剑智、周煦良、傅雷、潘景郑、顾廷龙、沈尹默、刘海粟、谢稚柳、唐云等等，各地的同行如胡介梅、马宝山、李孟冬、王理伯，北京庆云堂张彦生、宝古斋张裕庄、天津劝业场张慈荪、南京十竹斋等等，也汇集上海，得以交流，见闻益广，眼界大开。(“崇善楼书系”《总序》)

　　虽然至1960年许，随着该部门并入上海荣宝斋，不久又组建为朵云轩，而古籍书店原有的碑帖业务，也自此归由朵云轩主营，但今日上海图书公司库中所存数千件历代碑拓，仍是起始于当初的多年积累，且不乏精善珍本。如现为该公司镇库之宝的张弁群旧藏汉《嵩山太室石阙铭》宋拓剪裱本，王壮弘先生在《崇善楼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中专门著录，称其“乃沈树镛藏郑谷口旧藏本，纸墨黝古，的系宋拓……前后有郑簠(谷口)、吴让之(熙载)、沈树镛(均初)、俞曲园(樾)、吴昌硕、褚德彝等人题记；吴昌硕、沈均初、杨见山、邓传密题签。吴大澂作《嵩岳访碑》及《中岳庙》二图，王震作《得碑图》，郑斋作碑文释图。碑文内钤有徐紫珊、万中立、王任堂、沈树镛、费屺怀、陈寄磻、胡鼻山、庞芝阁、刘世珩等大小印章廿余戳。装帧精美洁雅，每一开卷，墨香四溢，神采照人，真佳拓也。”张弁群(1875-1922年)，名增熙，一名熙，号查客，又作槎客，浙江南浔人。民国元勋张静江长兄，曾主张家当年专为海外古董生意开设的“通运”公司沪上业务。工书法，精鉴赏，所收金石碑版，率多善本。《太室石阙铭》之外，今上海图书公司另有北魏《高贞碑》，原亦为其物。不仅是第八行“於王”二字完好无泐痕、十二行“重”字“曰”部中横未损的真正初拓，更有张氏乙卯(1915年)八月题跋，尤属难得。王壮弘先生也定其“实为最初拓本无疑”，并有“雅洁可爱，字迹如灵光浮动水面”之赞。而经王先生过眼并记录的张氏旧藏善本碑帖，还有胡鼻山旧藏北魏《张猛龙碑》明拓较早本，民国间上海文明书局用作影印底本的黄小松旧藏明末清初淡墨精拓本隋《龙藏寺碑》(李东琪本)，唐褚遂良《伊阙佛龛》明末拓本等，多为珍稀难得之品。

　　《太室石阙铭》后，有当时画坛名家王一亭(震)先生己未(1919年)仲夏为张弁群所作《得碑图》，上有吴昌硕题诗：“一圈标界例谁私，普戒亭林共阙疑。峻极崧高诗烂熟，奇觚还识褚回池。即心见佛气絪氲，海立山摧了不闻。浊酒浇愁醒梦早，有时寻我一书帬。己未夏季，查客示《得碑图》，盖近时得宋拓《太室石阙》，草率应教。褚回池指松窗孝廉，深于金石者也。吴昌硕时年六十有七。”又褚德彝题诗：“谷口珍储留宋拓，翁钱疑误扫无遗。吾家谱牒原流溯，石尾题名辨褚师。槎翁文库富琳琅，翠墨珽连发古香。郑重唐钟同什袭，月虹夜夜贯东堂。槎客得汉《太室石阙铭》宋拓本，沈均初旧藏秘笈也。一亭为作《得碑图》，缶庐老人复作诗张之。余亦拟二绝，盖以附名末简为幸耳。己未七月褚德彝记。”皆可见张氏当年与金石名家之间的品赏题咏、往还切磋之乐。吴长邺先生《我的祖父吴昌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1月)一书所附吴氏《年谱简编》民国八年己未(1919)中，记“大暑，刻‘余杭褚德彝、吴兴张增熙、安吉吴昌硕同时审定印’”，以及“十二月，张弁群集拓先生所刻印百余钮，编成《缶庐印存》八卷，褚德彝为作序”诸条，独未及其为张氏获宋拓《太室石阙铭》题《得碑图》之事。然《缶庐诗》卷八所收《嵩山太室宋拓为查客》二绝，即吴氏题于《得碑图》上者，但已无诗后题记，仅第一首末句下，加注“褚松窗为查客金石交”，第二首前两句，也改为“方奇辟谷传家学，字古求源补《说文》。”又同卷另有《话旧图》四首并序，则忆及其昔日与张氏之交谊，略谓：“查客供职京师，缶曾客其庽庐，极文酒之雅，诙谐之乐。其时在庚戌，而辛亥之秋即丁大变，迄今未及十载。前尘回首，如在梦中，此查客《话旧图》之所由作也。”庚戌为1910年。而朵云轩2014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金石书画缘专场拍品中，有《唐阿弥陀经钟》拓片立轴，为张弁群题赠吴昌硕者，曰：“此阿弥陀钟近得之吴门故家，前人金石书中均未著录。字画遒劲，与大中磬当是一人所书，特精拓一本，持赠缶庐先生，即乞加以考证。己未仲冬张熙。”其上并有褚德彝所署：“唐阿弥陀经钟。己未十又二月为缶庐世叔题，褚德彝。”吴昌硕题诗：“书如北海神龙缩，来自西天白象驮。今日尘沙成浩劫，钟撞百八佛云何。片纸摩挲古藏经，烦君走摹二难并。瓣香美意无多祝，一笑乘查长谷城。弁群赠此拓，书二绝张之。己未仲冬，七十六叟老缶。”皆能与《得碑图》上所题互观，为吴、褚、张三人金石之缘，更添佳话。

初拓《高贞碑》

唐《阿弥陀经钟》拓片

　　二

　　上海图书公司所存善本碑帖中，尚有陈淮生旧物数种，颇多精好者。如北魏《刁遵墓志》，系清乾隆中所拓“雍”字初损本，其第五行“金紫左光禄大夫建平”之“夫建”二字、第九行“所见者”之“所”字等，虽皆有漫漶但均可辨认；十二行“见而异之”之“异”、“太和中”之“和”，十三行“洽德于民”之“民”、“正始中征为太尉高阳王谘议参军”之“正始中”诸字，亦皆完好。虽非康(熙)雍(正)间出土时最初之拓，但仍属珍稀。其后有民国间金石名家易大厂题跋，述其壬戌(1922年)在津沽夜访陈氏时初见此本，“近灯延赏，遂我平生”，以及至丁卯(1927年)新岁再获重睹并作跋之种种，生动传神，佚闻隽永。又如隋《李氏女尉富娘墓志》，据说清同治间出土后不久，即有碑贾覆刻；后又被人以覆刻志盖配原刻志石，再以原刻志盖配覆刻志石分售，遂致混淆。所传志石，以庞芝阁、李山农两家所藏为最著名，而其真伪，仍有争议。上海图书公司本即为庞氏藏石本，有陈淮生戊辰(1928年)五月自跋。

　　更值得一说的，是陈氏旧藏《董美人墓志》，先后有褚德彝庚申(1920年)及丁卯(1927年)、吴湖帆戊辰(1928年)，以及赵尊岳己巳(1929年)诸跋，皆文词典雅，精楷工书，而吴氏所记其与陈氏之金石佳缘，尤具意味：

　　丁卯冬，淮生道兄携示隋《常丑奴墓志》，与余藏冬心斋本相校勘，赏析竟日，各易题字，以识石墨胜缘。余并示以《董美人志》，意亦欲共观，而先生亦以此册未携为怅。盖《丑奴》《美人》，俱隋志中铭心绝品、仅有之本也，吾二人俱双有之，岂非奇缘？戊辰冬日，访先生于寓斋，因得饱眼福，并属余录郑小坡题西河词及余和词于后。

　　褚德彝丁卯跋末页边，有陈淮生题记，似可与吴氏所记并读：“往在燕都，得此志并《常丑奴志》于伦邸，曾以《美人》《丑奴》名室。一时游戏，不足据为典要，姑誌于此。己巳人日承修。”又今已归上海图书馆的吴湖帆旧藏《董美人墓志》浓墨剪裱本册后，有“丁卯冬日武进赵尊岳闽县陈承修同观”款，也正是当年陈淮生等在吴氏处的共赏之记。陈淮生名承修，闽县人。嗜金石，精鉴赏。罗振玉《石交录》卷一有关汉熹平石经条下，曾附记其人其事：“岁戊辰，闽中陈君淮生承修，拟向诸家集拓，旋南归不果，乃由大兴孙君壮成其事……淮生旧为学部同僚，好古甚笃，虽处浊乱之世，其行己尚有所不为，晚近佳士也。乃中寿物故，予最后集录，彼竟不见， 为可憾也。”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所刊吴湖帆《梅景书屋题跋记》(佘彦焱整理)中，有“汉马姜墓碣”题记，谓：“新出土汉墓志只此一种，闻石尚存罗雪堂丈处。此拓乃故友陈淮生贻我者，越淮生之殁，已一年矣。(癸酉冬至)”因知陈氏之卒，当在1932年(壬申)。吴氏跋其自藏明拓唐《梁文昭公房公碑》中又记：“此本余易得于闽友陈淮生。淮生知余有昭陵古拓之好，专相让也。今淮生又作古人，对此能不怃然。癸酉中秋，校竟题此。”癸酉为1933年，至庚辰(1940年)秋跋自藏旧拓唐《高唐公马周碑》残本时，犹忆：“此册为吾友陈淮生先生旧物，昔岁赠余者。今阅先生之殁将十年，曝碑检阅，如遇故人，因记。”则两人金石之交，可见一斑。

　　其他还有如吴昌硕题跋明拓《石门颂》，固始张(傚彬)氏旧藏明中期拓《礼器碑》等，都是上海图书公司所藏碑帖中的名品。而所有这些流传有绪、见证着一代又一代藏家和同好们研究赏玩、品评交流，乃至翰墨因缘、趣闻佚事的珍稀善本，历经岁月沧桑、人事曲折之后，又陆续汇聚上海图书公司，不仅因各自独到的文物价值，给之前的库藏积累添宝；更由托物寄意的前辈遗韵，为今日之传承弘扬增色。展对佳拓，摩挲细阅之下，不禁想到：1985年在上海图书公司重新开业的艺苑真赏社，民国间曾与神州国光社、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中华书局等，皆以碑帖影印著称。倘能继此传统，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业已开始的影印唐柳公权《玄秘塔》、宋拓孤本《兰亭续帖》、《郁孤台法帖》、《凤墅帖》、宋拓汉《嵩山太室石阙铭》仿真限量本，以及《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全十八册)等数百种碑帖的基础上，全面规划，精益求精，将长期深藏的善本碑帖，更有系统、更高质量的影印流布，则无论于金石或学术，皆堪称功德无量，影响远大。（作者 陈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