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多人问起启功先生如何练字，所习何体，先生便笑称是“抄大字报”所练，故曰“大字报体”。其实，启先生自幼刻苦临习各家名帖，至老不辍。他所临王羲之、陆机、智永、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怀素、米芾、宋徽宗各帖，笔画不求全似，而神气活现，皆极具功力。先生临帖，追求的是神似。他的《论书札记》有云：“或问临帖苦不似奈何？告之日：永不能似，且无人能似也。即有似处，亦只为略似、貌似、局部似，而非真似。苟临之即得真似，则法律必不以签押为依据矣。”

　　直至90高龄，启先生还将用过的宣纸乃至废报纸裁成20厘米左右见方的纸样，用来习字，且主要是习楷书。有不少人曾问过启功先生“宜学何体”的问题，启功先生几乎都回答“无定论”，但都强调“起码应从楷书练起”。

　　启功先生并非反对创造，恰恰相反，他认为，书法艺术中的遵守约定俗成的章法，而“守法”则是创新的基础。柴剑虹先生说，一次一位外地的年轻书法家拿了一大摞他的“草书”作品来请先生过眼，说自己已有“突破”。启功先生认真地看了几张，然后指着其中的几个字说不认得是什么字，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写，见那位年轻人自己也说不清楚，先生便严肃地说：“草书并非随意地飞龙走蛇，隶书、楷书有规，行书、草书亦有矩，不管是什么"草"，也都受规范约束，有规律可循，要避免写错别字，更不能生造一些别人都看不明白的字。” 说着还建议那位年轻人还要先练习写楷书。

　　启功先生曾对柴剑虹提到：“我练书法，得益于敦煌写经最多！”启先生一生所见、所习古人碑帖何啻千万，但在具体认识与方法上，主张“碑帖并重，尤重临帖”，即应特别注重临习古人的墨迹。对此，启先生专有一首《论书绝句》云：“少谈汉魏怕徒劳，简椟摩挲未几遭。岂独甘卑爱唐宋，半生师笔不师刀。”启先生认为，虽然好的碑拓基本上能保留原作的风貌(尤其是间架结构)，但笔墨的枯润浓淡及运笔的细微连缀与笔锋却难以传真。因此，先生特别看重敦煌写本在书法学上的价值。

　　启先生自己收藏了几个敦煌写卷，特别珍惜。其中有一个粘贴了若干时代不同写卷残片的册页，是多年前先生从中国书店购得的，当时有些人以为残简断片无足轻重，因此售价不高，先生却大大地“捡了个漏”。此后，启功先生将这些写卷视为珍宝，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取出细细观摩，并深入研究。

　　启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名誉主席，在中外书画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与威望，但是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忙于应酬的苦恼。有时，请他题写贺辞、展名、书名的络绎不绝，难以招架。即便如此，他也仍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说违心之言。有一年，北京要举办日本“现代派”书法展，请先生题词。启功先生就提笔写了一首四言诗：

　　水如衣带，人民友爱。文字同源，书风各派。璀璨斑斓，陆离光怪。顾后瞻前，称曰现代。

　　诗的前四句肯定了中日的友好交流与书法流派，后四句则对光怪陆离的“现代派”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据柴剑虹先生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一位研究儿童教育的女士拜访启功先生，讲了许多中国小学生写字差而日本孩子毛笔字写得如何如何好、中国书法将后继无人的话，然后问先生：“您认为现在小学生练字，应该先学写何人的字帖呢？”启功先生回答说：“山本五十六。”见那女士没明白，启功先生又说：“您不是讲日本人的字写得好吗？您看那日本海战电影上山本五十六的字写得多棒，就学他的罢！”

　　那位女士走后，启先生对柴剑虹说：“我们当然不能妄自尊大，但中国的书法大概还没有危机到她讲的程度。至于小学生练毛笔字有好处，但不必硬性提倡，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东西要学。把外国的教育不加分析地吹得神乎其神，我们吃这亏多了。”

　　启功先生爱喝茶，却并不嗜茶，也没有太多讲究。曾有友人举行“茶道会”向启功先生征求题词，启先生即吟七绝一首以答：“七碗神功说玉川，生风不数地行仙。赵州一语"吃茶去"，截断群流三字禅。”

　　启功先生极不愿意喝热茶，而愿意饮温茶乃至放凉了的茶水。有时还喜欢将碧绿的好茶叶慢慢用手研成粉末后放入杯中，然后再冲水泡茶。对于普通的花茶或绿茶，启先生也要喝上好几茬，而后也往往不倒掉。启功先生有时还会把喝过好几茬的茶水注入砚台研墨，常令观者惊讶不已。（作者徐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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