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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讲数百个席位,已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家、研究者、爱好者一抢而空。
傅申是台湾文化界分量至重的一张名片,也是国际上最知名的中国艺术史学者、鉴定家、书画家之一。
当今天的人们感慨于世间难有徐邦达、谢稚柳这般的书画鉴定大师时,我们也就格外珍惜这一次傅申的开讲。开讲之前,在浙大,傅申接受了微信“ART一点”的专访。
ART一点:您最早接受系统艺术教育是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那段求学生涯是否记忆深刻?
傅申:我是1955年进入台师大美术系,黄君璧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当时请到了画家溥心畲,登门拜访了画家林玉山,还请了画家金北楼的传人金勤勃、溥心畬的学生吴咏湘(著名作家、学者吴讷孙的兄弟)。溥心畲对钱完全没有概念,每次来上课,学校都专门派黄包车接送他。夏天,他穿一身白色褂子,天很热,他就把裤腿卷上来,露出毛毛腿,高兴时还会唱一段戏。
那是美术系最好的时代,能够在当时学习很幸运,书法、篆刻方面都是一流的老师。1959年师大毕业展,我同时获得绘画、书法、篆刻三项第一名,于是就走上了这条路。
ART一点:您说过一生遇到了许多贵人,去台北故宫是托了哪位贵人的福?叶公超(著名外交家,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推荐?
傅申:叶公超英文很好,他每次讲课,容纳400人的教室坐满站满。
我毕业后在台北教中学,当时台北故宫还没有建好,藏品都在台中的一个山洞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陈列室。叶公超说:“傅申,你来台中。”但是台北是文化艺术中心,我想留在台北,他很不高兴。1965年,我念了文化研究所,台北故宫博物院也造好了,叶公超就说:“你去。”
进台北故宫工作,必须有两位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同时推荐,除了叶公超,另外一位是陈雪屏,就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的岳丈,他同时推荐了我和江兆申(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当时台北故宫的书画部就两个办公室,我跟江兆申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被称为“故宫二申”。
我在台北故宫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展览,但当时对藏品了解不够,所以每天的功课就是从库房里推出一车藏品,每天看,看了三年还没看完。
ART一点:您这次来杭州举办讲座,涉及到几件重要作品,一直以来争议比较大。您能谈谈这几件作品吗?
傅申:其实台北故宫的收藏也有很多假画。比如,皇帝生日时,大臣花很多钱买藏品送上去,但他们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真伪杂陈。
为什么我搞鉴定?因为我自己也是画画的,对笔墨很敏感。我觉得现在的展览就是要告诉观众真相,所以就开始走上鉴定的路子。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有两卷,我们称为《子明卷》和《无用师卷》,书法很不一样。乾隆皇帝认为《子明卷》为真,但后来很多学者都认为《无用师卷》才是真的。关于鉴定的结论各执己见,这些经历让我学到很多。
ART一点:现在对于张大千的评价比较多元,比如有些画家认为张大千的笔墨并不是一流的,您怎么评价?
傅申:张大千是最一流的画家,是天分高又勤奋的画家。张大千造的假画,都是他研究仿古的副产品。1991年,我在美国赛克勒美术馆策划了“血战古人——张大千回顾展”,张大千造假画,其实是在和古人竞争,看看今人能不能达到古人的程度。
张大千到哪里去,都带笔墨纸砚,在旅馆住下,第一件事是把画室布置好,如果有朋友来,就一边谈天一边画。
张大千的企图心特别大,喜欢结识五湖四海的人,为了出名,闯上海、北京。张大千到北方以后认识画家于非闇(音àn),两个人经常喝酒,逛花鸟市场,他看于非闇画的工笔花鸟,劝他应该搭配瘦金体。于非闇当时是名记,他在报纸上写文章,以“南张北溥”来形容溥心畲和张大千,有了这个称号,张大千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ART一点:您走访了很多地方,能谈谈各地艺术史研究的区别吗?
傅申:区别很难讲,但是中国人注重笔墨,线条上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特征,就好像你熟悉一个人,接起电话不用问,听声音就知道,所以会有徐邦达“徐半尺”的雅号,因为他看一眼,就知道真不真。
1977年,我在耶鲁大学策划了“中国书学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在国外,书法是最难研究的。绘画方面,西方有些研究方法,不一定全部适用我们的艺术史。我觉得现在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比如日本,研究环境一直比较稳定,学术几乎没有停顿,我们可以借鉴和改良他们的成果。
ART一点:去年您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首个个展,能谈谈您心中的名家么?
傅申:古人说“名下无虚士”,千百年来淘汰不掉的名家,必然有道理。年轻时,我不懂《兰亭序》哪里好,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学养增加,慢慢领会。我觉得书法上“南沈北于”都是了不起的,沈尹默和于右任。沈尹默因为写得太传统,很多人似乎更喜欢白蕉、潘伯鹰,但没有沈尹默就没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