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博物馆是典藏、研究、展示中外优秀历史文化的殿堂，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这里有读不完的“百科全书”，在这里受业、解惑而后成为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徐伟先生忙中偷闲，临池不辍;亦有机会观摩馆藏，研究书史、碑帖，恪守古代经典，追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学书理念。楷书作品基础坚实，行楷书兼收并蓄，行草书韵律优美，篆隶涵养丰富。

　　徐伟先生长期服务于博物馆的陈列艺术，博物馆滋养其书法的不断提升，其人其书也为博物馆发展贡献了一己之力。古人云：“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展览先叙“礼”而后学“文”，似乎是作者思路，却也合乎当下讲究文明、礼仪、规矩的美好民风。徐伟先生以其书法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表现博物馆人的道德规范和敬业精神，或平实、或磅礴、或优雅，滋心养人。

　　希望藉此书法展和观众分享博物馆人的工作乐趣和艺术成果，也希望和观众一起为传承中华数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

　　徐伟别署伟翰、斋号寄墨簃。1955年生于北京，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首都博物馆艺术总监，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北京市东城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朝阳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民进书画院副院长。书法作品在国内外大型展览中展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博物馆、收藏家多有收藏。多次应邀赴日本、韩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艺术考察或书法交流。有多部专著出版，数篇论文发表。北京师范大学、雍和宫佛学院、中国书画函授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徐伟出生于北京宣南，其先辈为梨园中人，喜以书翰自娱，与众多的书界名流交往深厚;受家庭影响，徐伟自幼迷恋戏曲并对书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宣南地区自清代以来即人才荟萃，少长贤集，大批的诗人、学者、政治家、艺术家多居住于此。会馆、庙宇、戏楼、书肆、园林中书法作品触目皆是，所以徐伟从小就耳濡目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无才学戏，无志念书，偏偏酷爱写字”，而且他认为“中国人血液中就有书法审美的遗传，我也一样，不仅是爱书法，而且每天都吸吮着书法中的营养。”可见徐伟和书法有不解之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徐伟结识了著名书法家赵家熹先生，赵家熹为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京城书法艺术家，书法教育家，其书植根唐楷，主攻颜、欧，书法古清神秀，法度谨严，行书标榜二王，参宋人米芾、黄庭坚笔意，笃嗜赵孟頫、文徵明，精通声乐。赵先生的艺术才华深深地打动了他;自此，徐伟对书法更加痴迷。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书法专业，有幸成为了欧阳中石先生的弟子，他因此戏称自己为“黄埔一期”。而且他还和欧阳先生有着一丝潜在渊源，徐伟之父与欧阳先生的老师即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奚啸伯先生旧时曾同台表演，并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因此，欧阳先生对徐伟书法的指导更加严格，徐先生时常说“欧阳先生给我们讲过书品与人品、学书与读书、功夫与学问……书法使我的灵魂升华”。

　　毕业后，徐伟由出版社调到了首都博物馆，博物馆藏有大量的历代书画名迹，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利用每天的空闲时间细心地观察、揣摩，从这些精美的艺术珍品汲取养分，这段经历对其之后书法学习起到了重要的帮助。那时博物馆展览的说明均系手写，徐伟一直承担这项寂寞而重要的工作，到底写了多少展览说明和文字，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每日埋首于书案之上，终年不辍。历代的兵虫火厄，战争和人为的破坏，使得大量的艺术珍品遭受劫难，所余者大多保存在博物馆等机构，因此徐伟在首博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为学好榜书他每天对着“永定门”、“德胜门”等几块大匾反复观摹，从结构到用笔，铭记在心。现今，新首博大堂中历年都悬有他所书的春联，气势磅礴，雄肆壮美，成为博物馆里过大年中的一景。工作之余，他还遵循着赵家熹、欧阳中石两位先生的教诲，投身于书法教育事业，传承着中国书法的传统，并著成《赵体楷书》，《颜体楷书》，《学书概览》，《从龙藏寺碑看南北书派的合流》，《馆阁体之我见》等学术著作，还先后培养出书法爱好者2000余人，其中获国家级奖项、市级奖项200余人次。

　　徐伟书法儒雅醇厚、清新脱俗，时时散发着浓郁的帖学芳香，以颜楷为基石，标榜鲁公中年力作《多宝塔碑》，他把颜真卿书法诸多特点进行分析，科学地临习，并提出《多宝塔碑》为盛唐时期唐楷书法杰出之作，而且习书当以此为本，不理解唐楷之法度，即使上溯秦汉、魏晋，下习明清也属徒劳。后专工于赵孟頫，潜心临习《仇锷墓志》，赵孟頫是元代集二王书风于大成者，前贤评论其书上下五百年，纵横无匹，赵孟頫的书法风格深深地影响了他身后的时代，其用笔精熟，圆融，厚重而讲究法度，外在唯美，内蓄骨力;徐伟以其颜楷筋骨、北魏体魄融赵孟頫之流动，形成了其行楷书法风格;同时他还博览群帖，一段时期，他喜好隋人书《龙藏寺碑》，为了学透此碑，他专门请教萧劳先生、王玉池先生、康雍先生，并找来此碑各时期拓本比对学习，乘长途车到河北正定看此原碑。在行草上，他取法二王，推崇宋元，追随赵体，并吸纳宋人韵致。将二王书风脉络打通，呈现出醇厚儒雅的帖学行草风貌。在篆隶上，他上溯先秦两汉，并求教于金石书法大家康殷先生，其篆书师法《泰山刻石》、《峄山刻石》诸碑，遵循着邓石如、吴让之篆书的用笔特点，以清人笔法解析秦人书篆，形成了见笔、见刀，古字今趣的篆书风格;在隶书上，则喜爱《曹全碑》的秀逸，《张迁碑》的雄强，清人的情趣。他还兼习篆刻，避开了流行之“齐派”(齐白石)风格，取正统之西汉官印，成就颇有可观。

　　对于如何学好书法，徐伟主张广泛吸纳，但要浅尝辄止，广泛吸纳指的是要在书学上视野宽阔，不拘于一家一派之书法风格。浅尝辄止，则指在一段时期要专心临习一种字帖一种字体，取其要素，营养自己，多种书风泛览可也。

　　从书法师承上看，徐伟为传统书学崇拜者，但若以此理解，只能得其一，而失其二;在书法上，他主张创新求变，但不能无变之根基，他认为书法的创新要有理论基础作支撑，在传统基础上实现自己书学突破。其书学理念还广泛吸纳了民国时期美学、文字学、金石学思想，形成了其独具特色书学观点，在创作上，他主张碑融于帖，将北朝的墓志、摩崖融入到了其精熟的行草书中，以六朝雄肆奔放与二王之流动相结合，打造出深具碑意的帖学风格，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用西方美学、中国美学多角度审视书法美，此中时刻贯穿着“中而新、古而新”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