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派书法在这种历史转型、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综合因素下应运而生，因而具有了历史时段（城市开埠）的特征、社会背景（东西互融）的依托、城市模式（市场经济）的抉择、群体构成（移民为主）的归属，也决定了其文化精神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城市精神相对应。上海由此成为全国书法家群雄逐鹿之地和名家荟萃之城，先后汇集了赵之谦、蒲华、吴昌硕、陈宝琛、高邕、沈曾植、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赵叔孺、于右任、沈尹默、马公愚、刘海粟、潘天寿、钱瘦铁、张大千、王蘧常、来楚生、谢稚柳等一批书法大家，成为全国书法界的领军团队，由此成就了近现代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峰。

　　任何一个艺术群体乃至艺术个体，都需要文化精神的引导、支撑与践行。海派书法的文化精神是开放融通、兼容并蓄、不拘一格。正是在这种开放的文化精神引导下，海派书法不恪守一家一派，不囿于一门一户，不局限于一招一式。其笔墨形态是多元的，风格取向是多方的，创作理念是多维的，流派成员是多家的。前海派书法领袖赵之谦的古朴奇逸，后海派书法领袖吴昌硕的雄浑恣肆，其后吴湖帆的典雅妍美、马公愚的格古韵清、张大千的奇拙畅朗、沈尹默的秀丽雅致等，他们都各自取法不同，师承有别，笔法各异，从而真正体现了海派书法的笔展多姿、艺兼众美，和而不同、变亦通达，既有吴越文化崇尚精湛的流风艺韵，亦有海派文化追求卓越的时代属性。也正是在海派书法这种开放的文化语境下，可以解读到在新旧交替、社会变革的历史转折期，海派书法家与时俱进的觉醒与自觉。

　　海派书法的崛起，还标志着古典书法的终结、现代书法的开端，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纵观历代书法，如晋以二王书法为尊；唐以欧、颜、柳为尊；宋以苏、黄、米、蔡为尊；明则以董其昌为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初、中期，而海派书法对此传统进行了颠覆和解构。海派书法唯才是举、唯艺是尊、唯派是立，因而其艺术特征是多元组合、多派融合的大格局、大气派。唯其如此，海派书法具有了现代艺术流派所具有的社会理念、审美意识及艺术觉悟。客观地讲，海派书法风格最后的确立及艺术影响的最大辐射，吴昌硕无疑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书法、绘画、篆刻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和整体性的创新。这位开宗立派的前贤，以领军人物的人格魅力、大师的创造能量，参与了海上题襟馆书画会、豫园书画善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成为海派书法家的一面旗帜。更突出的是他以那种雄浑苍劲、豪放郁勃、格古韵新的笔法墨姿，获得了海内外艺界的推崇，不仅整体提高了海派书法的历史地位，而且确立了海派书法的品牌效应。但吴昌硕并没有借此老大自居、唯我独尊，而是与不同风格的书法家交流互尊，从而激活了海派书法的群体能量和创新精神。

　　纵观中国书法艺术史，也许没有一个流派像海派书法那样在艺术的抉择上如此广采博取。因此，考评海派书法的笔墨谱系，其艺术特征如唐代张怀瓘在《书议》中所说——“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如以赵之谦、吴昌硕为领衔的金石系，以康有为、李瑞清为领军的碑学系，以吴湖帆、沈尹默为代表的帖学系，以张大千、唐云为标杆的创新系等，均能“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多系并重、多家弘法，使海派书法具有了笔墨原创性与风格建树性，具备了属于书法本体的线条形态、笔法语汇和多元取向。如吴昌硕虽以金石入书，但他的行书却取法帖学大家王铎；李瑞清亦是碑学高手，但他亦旁参金文；沈尹默是帖学大家，但他从魏碑中吸纳笔势等。海派书法的这种群体追求，“追慕古人得高趣，别出新意成一家”的创造境界，打造了海派书法笔墨谱系的辉煌和风格系列的经典。

　　书法艺术，从宏观上讲是我国几千年来灿烂文化的结晶与瑰宝，从微观上讲是人的精神情操、文化修养的积淀与显示。因此，书法是东方艺术精神的象征。正是以此为参照，海派书法群体有一个值得确认的史实，即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学养、精深的艺术造诣和完善的智能结构。唯其如此，才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乃至文化史上特殊而难得的大师高地和人文景观。面对这种文化现象，当代海派书法家群体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来源:人民日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