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日本人把书法作为传统与时尚、高雅与品位的象征。日本有1/6的人在练习汉字书法。日本俳人松尾芭蕉的观点反映了当下日本人的追求：“乾坤的变化，乃是风雅的种子。此念一生，布衣简衫，清风明月，也足够风雅；若无此念，坐拥满屋珍异，也是物累。”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女人，主理家务外，学书画诗词、古琴刺绣等高雅艺术。有更高追求的男士，业余则撤到书斋，以文章、学术为职志。

　　在日本书法教化国民的作用很大。每年都要组织各类书艺竞赛。《产经新闻》、《朝日新闻》等媒体和书道联盟等民间组织是书法活动的积极组织者。我应邀为“第55回白扇书道会展”获奖者颁奖时，吃惊地发现获奖人员中，儿童占30%，妇女占50%，84岁以上高龄的就有10余人。有一家五口人，三人获奖。但从他们的奖状、奖品看，简单、朴实，一切以精神奖励为主。日本基尼系数比较低，大约是0.285，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书法作品的商品属性弱化，天价作品鲜见，即使是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也卖不了大价钱。书法作品主要是学习、交流和艺术欣赏。有学生（弟子）想求老师一幅字，象征性地以微薄费用以示尊重即可，由于志同道合，老师不论平尺收费。市面上画廊的书画艺术品交易，价位均是普通百姓能够接受的。与之相比，国内一些所谓“大家”价位高得离谱。一平尺能买一辆车，甚至一套房，成为官商“雅贿”的信物。

　　在日本学习书法，是一种生活形态，一种物质性和精神性高度结合的生活。特点之一是生活的艺术化，二是艺术的生活化和日常化。练习书法成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运动之一。

　　日本人喜欢中国书法，由来已久。书法史上空海、嵯峨天皇、橘逸势等“三笔三迹”大家，均学王羲之、颜真卿等。19世纪60年代，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提出：传统文化学中国。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书法艺术交流多了起来。“书法外交”已成为促进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润滑剂。

　　汉字书法在当今的日本仍然魅力不减。在日本大街小巷，有若到了台湾、香港、澳门一样，抬头举足间，马路、车站、街巷、店铺六七成标识是汉字，或汉字和假名混搭而成的日文，中国人一看便猜出七八分意思。除了机场、车站等大型公共设事，楼宇店铺招牌用手写或毛笔字，极少印刷体。所有寺庙设有“御朱印所”，有专职人员写毛笔为祈福求签者，题吉语、盖朱印，以求天佑。

　　汉文化，特别孔子创立的儒学思想深入人心。日本产品是高品质的代名词。而创造此之“匠人精神”，“敬天爱仁”出自孔子。又如收款台，中国叫“收银台”，日本称“会计室”。前者商业味，后者人情味。日本把垃圾桶之“桶”叫“缶”。“缶”乃中国最古老容器、乐器称谓。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击缶而歌”是也。

　　在东京浅草寺，一处碑林令我震撼，可谓汉字碑林博物馆。碑文是文言文，从行文到形式全汉化。书体则是篆隶行草楷五体皆全。以《樱痴居士福地君纪功碑》为例。碑额为秦小篆，正文为唐楷。文曰：“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言名之难也。”开篇即引用孔子所言。

　　日本提出“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理念令人深思。把书法作为国民基础素质教育和儿童益智课程值得称道。在日本小学、中学配有兼职书法教师，髙中有专职教师。练习书法已作为培养孩子懂规矩、守规则、懂礼貌、勤勉敬业、严格自律的途径之一。

　　通过给我翻译演讲稿一事，我对日本人认真负责、勤勉敬业、精益求精有了进一步认识。我的演讲稿选择了学术性强的中日书法“技”与“道”这个课题，且采用文言文。因书法与古汉语两项皆有难度。他们派出两名翻译来做此项工作。历时一个月，通过电子邮箱三易译稿，一丝不苟。演讲时，他们生怕出现差错，仍然是一主一副两名翻译。在场的200多名听众，每个人都是聚精会神，听着演讲，看着投影，对照手头材料，安安静静，没有电话铃声，没有玩手机的。与之相比，国内的会场逊色多了。

　　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省也。”作为汉字书法的国度，我们理应做得更好。（李建春）

来源:中国文化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