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碑大家萧娴：雄深苍浑 气胜须眉

临《散氏盘》

临《石门颂》

立轴 贾岛诗一首

　　天津美术网讯 历朝历代，书法大都是男性文人的高雅游戏，较少有女性参与，女书法家更是寥若晨星，而且大多面目模糊。直到萧娴的出现，书法史上才真正有了“重量级”的女书法家。萧娴的意义既在于她是康有为书法的最佳继承者，更在于她作为新青年、新女性书法家，一洗封建时代陈腐的女性艺术观，开创新社会艺术氛围的历史功绩。

　　年少成名，从 “粤海神童”到南海门生

　　1902 年11月萧娴出生于贵州贵阳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萧铁珊是西南名士，清末曾做过广东三水县知县，为官清正，颇有政声，后又任孙中山先生哲嗣孙科的秘书。萧铁珊熟谙经史诗文，兼擅书画，尤长于写擘窠大字。因父亲工作需要，萧娴4岁时即随同移家广州。广州是岭南著名的通商口岸，思想较之其他地区也更加活跃，有趋新的文化氛围。这对萧娴童年的志趣、性情与独立人格的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 。萧娴从小就没有在深闺中忙于“女红”，而喜欢读古文、诗词，尤喜书法。

　　萧铁珊写大字时往往需要有人磨墨拂纸，于是，萧娴自12岁起就成了父亲的小书童，也有了零距离观摩的机会。萧铁珊写字时，萧娴就在一边认真观察。不久，她的书法天赋就展现了出来：一日，萧铁珊不在家时，萧娴就偷偷地以父亲的魏碑体书法写了一副大字。萧铁珊发现后为之大惊，怎么也不信从未练过字的女儿，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萧娴又重新写了一张，果然如其所说。萧铁珊不由得为女儿的书法天分所折服，开始着意教导她习书。萧铁珊是当时的著名文化团体“南社”的成员，与柳亚子、陈去病、黄节等多有唱酬。他常常带着女儿出入南社，人们称之为“南社小友”。

　　相较大多数而言，萧娴真可谓年少成名。13岁那年，广州大新百货公司落成典礼上，萧娴写了一幅一丈二尺长的对联“大好河山，四百兆众;新辟世界，十二重楼”作为贺礼。为了证明作品的可靠，她又当众书写横批“壮观”二字，一时轰动羊城，报刊誉之为“粤海神童”。

　　14岁时，萧娴进入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她先攻油画，后又从岭南画派著名画家高奇峰学画梅花。其书艺也与日俱进，18岁时就被广州书法社吸收为社员。这时，萧娴临写《石门颂》、《石鼓文》、《散氏盘》已有相当的功力。当然，萧娴最为所称道的学书经历便是在20岁那年，被大书法家康有为收为弟子。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亡出国，回国后寓居上海。康南海与萧铁珊素有旧交，深知其为人与学养，遂聘其为家庭塾师。因此，萧娴得以随父来沪。命运给了萧娴一个重要机遇：康有为见她资质甚好，遂收为弟子。当时，康有为见到萧娴临摹《散氏盘》的册页，作诗赞道：“笄女萧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难，应惊长老成避舍，卫管重来主坫坛。”卫、管都是古代著名的女书法家，康有为作此比喻，可见他对萧娴的器重。此后，在康有为的指点下，萧娴除了继续练习篆书、汉魏碑刻外，又掺入老师的笔意，字写得越来越有气魄。康有为曾说，萧娴的书法与年长六岁的师兄刘海粟相比，已在伯仲之间。是时，国学大师章太炎到上海讲学，萧娴久闻章太炎之名，不肯放弃这次学习机会，前去听章讲授文字形义学。深谙书法的章太炎看过萧娴的书法作品后，她的册页题写了“万岁枯藤”的赞语。

　　然而，年少成名的萧娴并没有走上安稳和平静的坦途。在风云变幻的年代，求艺之路和祖国的命运一样充满了坎坷。

　　中年飘零，吟得新诗荐素秋

　　1926年，24岁的萧娴又跟随父亲来到汕头，在汕头市立女中当国文教员。这一年是“五四运动”后的第七年，萧娴也受到新风潮的影响，爱读《新青年》杂志，不甘于成为书斋中的大家小姐，她拥护高举“民主”与“科学”这两面旗帜，提倡新文化。萧娴还剪去长辫，以示决心。

　　被新思想所吸引的萧娴并没有停止对书法的喜爱和追求。来到汕头的九个月后，宋庆龄在广州组织书画义卖时，爱国情绪高涨的萧娴，为活动写了不少字，其中一幅以一百块大洋的高价成交，活动结束后，宋庆龄亲手给萧娴颁发了奖状奖章。同年，她又随父迁居香港，开始订润背书，名声大噪。以书法著称当时政坛的于右任等名家还撰文介绍萧娴，称之 “幼承庭训，即工书法。行楷精良，篆籀奇古。卫管复生，茂漪再世。女书家中，实罕甚其。海内名士，翕然誉之。”康有为、于右任这些书坛大家一再将萧娴与卫、管相比拟，似乎揭示了她作为女书法家，将在书法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这一年，萧娴还与赴法勤工俭学、专修机械工程的江达结为连理，婚后居于南京，后随江赴东北满洲里工作。然而生逢乱世，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时供职于欧亚航空公司满洲里站的江达眼见东北沦陷，决然与妻离职南下到了上海。不久，“一二八”事变发生，十九路军消灭日寇万余，终因腹背受敌，被迫撤离战场。萧娴夫妇遂转至南京，萧娴到立法院编译处做文员。1937年，日寇攻占上海，南京危急，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萧娴与丈夫、子女乘船西迁，于时碑帖笔砚都无暇随身。 萧娴感于国破之痛，在逃难途中写下《登扫叶楼》一诗：“眼底风云遍九州，伤时怕上半叶楼。闲阶落叶何曾扫，胜国遗民谁与俦。一代才人犹未死，六朝陈迹总添愁。蒋家山色芳邻接，吟得新诗荐素秋。”此后，江萧夫妇与众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一样，辗转流亡于江西、四川、青海、甘肃等省份，备受奔波与饥寒之苦。漂泊流离中的萧娴仍不废诗书，在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中，她仍矢志不移地坚持书法艺术的实践，1932年，萧娴的《临竭石颂》被收入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当代名人书林》。1939年，萧娴在成都与有“金陵第一家”之称的王东培联名举办了书画展，引起很大轰动，为抗战的大后方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息。

　　直至抗战胜利后一年，萧娴夫妇才返回南京。老父却已于前一年病逝于上海，当全国欢 庆抗战胜利之时，萧娴却只能为父亲挥泪遥祭。解放后，萧娴入华东革大学习，送弟、儿、媳、女四人参军，自己在玄武湖家中为湖民办扫盲识字班义务教学。1964年，萧娴受聘为江苏省文史馆员，而不久之后开始的十年浩劫再次让她陷于痛苦。直到“四人帮”垮台，萧 娴奋笔疾书“明月千家满，春风一夜来”。此后，她与老友高二适、林散之、陈大羽等往还频频，不断创作诗词和书法作品，还多次参与赈灾义卖。

　　少年时期就有“大书法家”之誉的萧娴，却又半生飘零。可幸的是，这些艰苦并没有阻止她成为一代书法大师。

　　气胜须眉 “重”“拙”“大”“圆”尚壮美

　　萧娴一生都执着于对书法艺术的创作研究，她不断地否定“自我”，再进行创新研究，在这样的进程中，打造出了具有萧娴独特个性的书法风貌。作为北碑一派的书家，萧娴大大发展了老师康有为的书法，她将康书中的意气外耀变为精气内敛，消减了康氏书法中的“火气”和“燥气”，保留了康氏书法的豪放，古茂与奇趣。就这一点来看，萧娴无愧于当年诸公名流的赞誉。

　　虽然前辈们习惯于将萧娴与古之卫、管相提并论，但论及书风，萧娴与卫、管等传统帖学一派的书家迥然不同。古人形容卫夫人的书法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而萧娴的书法则完全走向了另一种审美方向。在取法上，萧娴以“三石一盘”(即《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散氏盘》)著称，她崇尚壮美，以“重”、“拙”、“大”、“圆” 作为表现目标。这种审美观贯穿在了萧娴一生的书法创作中，形成了她书法艺术特色的灵魂。对《石鼓文》、《散氏盘》的临习让萧娴的书法充满圆厚的篆籀气息，她认为：“学习书法应以篆隶入门。楷书是从篆隶而来，篆是圆笔，隶书是方笔。圆笔方笔掌握到了，不论写楷书、行书或是草书都不难掌握了。”

　　人们对萧娴书法津津乐道的，还有其中大气磅礴的“丈夫气”，她作书极重气势，行楷书多取中宫紧密、外部夸张的态势，在平衡中求险峻，因势利导，笔势开张，对间架结构不进行刻意的安排，给人以长撇大捺、恣肆朴拙，奇纵高远之感，恢弘宽博之象。有人描述萧娴：“一个平素羸弱多病，满头银发、瘦小不起眼的老太太，但每当一拿起如椽大笔，就顿时判若两人，口中还虎虎有声，目光如炬，肆意挥洒，横扫千军”，这份“丈夫气”不仅在历代女书家中绝无仅有，即便在整个书法史上也屈指可数。

　　这种审美趋向或许来自于“三石一盘”的滋养，或许出于老师康有为直接传授，但更与萧娴本人的正直、豪爽直接相关，她曾说：“我爱榜书，因爱大物，诸如我爱长江，韵通天际，我爱长城，屏障万里。三年前还乡，雨中畅游黄果树，得观大瀑布，诚然悬河之势，纷披倾泻，畅游归来命笔，榜书总觉顺手。”目见自然之景，与内心相关照，引起无限的艺术冲动，正是历代大书法家创作状态。

　　历史上，著名的女书法家莫过于前面提到的卫夫人、管夫人。实际上，卫夫人只能凭学生王羲之而青史留名，也被王羲之所完全掩盖;管夫人的书法则几乎完全出自丈夫赵孟頫，并没有多少独立的个性。而萧娴以其大气磅礴的擘窠大字，在碑学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无可替代的地位，早已超越卫、管，是中国真正的女性书法大家。（作者 郑成航 陈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