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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会做客天津美术网。
薛元明
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在建筑、饮食等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在个人身上会表现得更明显,比如习性,甚至长相,这就是所谓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其中也有不确定性。正因为世界上的规则是“原则之中有例外,例外之中有原则”,既稳定又多元,五彩缤纷,所以才更加好玩。
张建会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但从他身上看不到北方人的那种豪放性格和壮大身板。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在创作书法时竟有着超乎想象的爆发力。特别是写隶书大字,一下子可以看到隐藏于他内心的力量,令人感到震撼。回顾书法史,有很多看似瘦弱或其貌不扬的人,却更富有某种耐力和强大气场。像吴昌硕,被人称“阿姐”和“老尼姑”。看照片,他确实非常瘦小,但其所书《石鼓文》却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力量感。
除了这种地域特征方面的“反差性”令我印象深刻外,在张建会先生身上还有另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谦和低调。“谦和”从他温文尔雅的说话就能感觉出来;加上天津人特有的话尾音,有点像唱歌,很舒缓悦耳。如果和书风结合起来看,会让人想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评价。“文质”二字恰如其分,文是外表,质是内心。“低调”从他的曝光度可以感受到。网络是最佳指标。我百度了一下,能够查询到的相关信息真的不多,仅寥寥几篇评论文章,很少有他专门高调参与各类活动的信息,最多的就是近期的“三品课堂”教学内容。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张建会先生出道非常早,天津市文联理研室原主任、天津市书协原顾问王全聚曾撰文描述过他的出道经历:“1987年,当代书画大家孙其峰先生看到当时才27岁的张建会的作品,就十分赞赏,邀他去串门。从此,一老一少成为忘年交。同年,他便以高质量的作品入选全国第三届书法展。转年28岁,他成为中国书协会员。”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后,他并不自满:“当我在比赛展览中获得一些成绩之后,便督促自己回归到书写本身上来。点点儿沉香,听听古琴,弄些文房用具,用心享受字养人、人养字的过程和乐趣。”这“字养人、人养字”的观点值得玩味。当然,谦和不代表散漫。内心强大,有一个异常执着的目标,能做到“有主见,不固执;善吸收,不盲从”,这也符合天津人常说的一句话:“想豁得出去,就得有豁得出去的本事。”张建会先生一旦进入临摹或创作状态,便全身心投入。他说:“为写字,我什么都豁得出去。”
《西狭颂》拓片局部
《西狭颂》拓片局部
张建会主攻隶书,“宗汉石法、尚简书意、取摩崖象”。他之所以选择隶书,在于隶书可以让他沉醉和回味,“隶书的优势在于它像楷书般一笔一笔书写,驾驭度高;又像行草般自由少拘束。同时,它又兼容了大自然的造化”。他体会到,“当原始墨迹经历了多次创作,会让人感觉好像自己临习的是不真实的古人墨迹,而这份不真实恰恰给了书家极大的想象空间,每个人的作品都会生发出不同的意味”。目前所能见到的经典汉隶碑刻,可以说一碑一奇,风格多样,众美纷呈。但其总的审美取向是雄强、朴茂、高古,以尚质为审美核心,在用笔以及整体气韵上重视“质”的体现。他说:“虽然隶书看似笔画基本平正,但其中意象性的体现十分复杂,需要一个漫长的感悟、内化的过程,需要调动自己的一切主观感受去和笔画墨迹找联系,别人是教不会的。”如果对于隶书没有发自内心的独到体悟,是不能说出这样的话的。
品读张建会的一些隶书作品可以感受到,虽然力量感很强,但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火气。其隶书多数面目为奇逸一路,不守故常,可以看出他个人的审美品格和喜好品味。而在总的框架下,他有着非常强的应变能力,在笔画的粗细、结体的纵横、用墨的枯润浓淡等方面有非常多的变化,有时似《西狭颂》,有时似《张迁碑》,有时似《郙阁颂》,有时似《鲜于璜碑》,有时似《好大王碑》,有时似《杨淮表》,有时似《大开通》……由此可见,举凡整个汉隶体系,无论是西汉早期野肆放浪一路,还是东汉高峰期端庄质朴一路,他皆有涉猎,且能做到驾轻就熟、左右逢源。当然,书家通常以“融合百家成一家”为目标,这在张建会先生的那些以奇逸面目出现的作品中能感受到。与此同时,他还有一些作品,一件与一件不同,以某一路汉隶为主调,拟其大意而作。所以,书法创作除了要有应变能力,还要有把控能力。不管融合多少碑帖,最终都要化为自家血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似又非似,不似而似”。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兼顾两方面要求:一是熟悉每一家汉隶的个性风格特征,二是掌握汉隶总体上的共性特征。正如他自己所说:“不能仅局限于两汉碑版、摩崖石刻、简帛等隶书资料,还需要融会贯通,兼及篆、楷和行草书的学习,学会思考和通变。篆书的用笔与隶书基本相类,对隶书高古雄浑的把握有一定支撑作用。楷书的结体对隶书学习有所帮助,但在用笔上会带来一些阻碍和局限,因此忌用楷书笔法写隶书。行草书的性情抒发和气息畅达对隶书创作的节律和书写性有所启迪。因此,习隶要善于借鉴、变通和内在的融合。”
《西狭颂》拓片局部
《西狭颂》拓片局部
如果只看到张建会先生的创作,可能会想:他何以能做到面目多样?如果将其创作与临作结合起来看,则不言自明:一来他能做到入古,与古为徒,临古、尊古,而后化古、出古;二来他从出道至今,数十年如一日,从不忽视这些“基本功”。所谓“功夫在书外”,强调的是文化修养。与此同时,也要强调“功夫在书内”,锤炼技法。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持之以恒地临摹,创作才不会是无源之水,才能找到灵感,才能提升个人的应变能力。张建会先生以隶书名世,涉猎多家。不是所有人都要临摹如此众多的法帖,吃透一两家也行,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
张建会先生虽然在汉隶方面涉猎非常广,但针对每一种汉隶,他并非聊备一格、浅尝辄止,而是非常深入,一家一家地“过”,对于任何一家的笔法都做到了然于胸,以能够熟练创作为标准。即以此临作《西狭颂》为例,解剖一个麻雀,从中一窥张建会先生的临摹方法。
《西狭颂》拓片局部
《西狭颂》拓片局部
张建会临《西狭颂》局部
此临作是张建会先生2003年临摹的,因为考虑到版面的关系,只选了他所临的开篇内容。这件临作原为通临,共八屏。从全貌来看,气势夺人,数百字一气呵成,无一懈笔,可见其熟练程度。相较原作来说,其临作笔画更加厚重、饱满,全篇感觉有乌云压阵之势。撰文之前为了保持思考的独立性,我没有同张建会先生交流。我感觉他使用的是羊毫,才使得笔迹如此厚重、饱满、朴茂。然而从字形间架和轮廓来看,又非常忠实。忠实确实是在临摹时需要遵守的要旨。但忠实并不是一成不变,不是不动脑筋,不是照葫芦画瓢地抄写。在注重忠实之外,则需考虑两种突破的办法:一种是强化,细者更细、粗者更粗,小者更小、大者更大,强化内在对比;一种是反其道而行之,原帖原本方正的字形变为纵长,原本扁宕的变成歪斜,细者变粗、粗者变细。这两种方法可以很快在原帖范本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张建会先生在临摹时采取的是第一种办法。他有意识地强化原帖风格,找到自己需要的和想要表现的。“当你看到一幅作品,正感慨这其中笔画结构怎么如此矛盾复杂时,同时也会发现,越复杂越和谐。书法虽是静态的,但其中的矛盾关系正是它活着的生命。”张建会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求自己始终保持“常写常新”的状态。他总结说:“每一个进步的阶段都会出现书写状态和水平的左右摆动,每次摆动之间总会出现一个最佳点。然而想要长久地保住这个点却容易让人走进局限。所以只有勇敢地寻找新的变化和突破,才能在螺旋上升的步调里发现自己的进步。”
所谓“我手写我心”,强调的是临摹中心和手的关系。其实,这当中还少了一个因素。“心”和“手”皆是针对书家而言,“心”是主导,“手”是中介,最终还有一个结果,即作品的呈现。由写“手”而写“心”,由书家个人的写“心”而到作品的写“境”,最终才能和谐完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很多人关注张建会先生的隶书,实质上他的行书也是可圈可点的,但常常被忽视。行书与隶书浑然一体,所以使他的作品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冯骥才先生曾这样评价张建会先生的作品:“张建会每个字几乎都是用锤子锻造而成的。他力求字字都意味浓烈与底蕴深厚,哪怕一画一点也要把全部生命的重量压进去,这就使他的面目一望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