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望的书法关乎世道人心

龚望

龚望先生次子龚绶

龚望隶书

    口述 龚绶 整理 何玉新

　　《书关治道——龚望先生翰墨展》近日在天津自然博物馆举行。龚望（1914—2001），字作家、迂公，号沙曲散人，天津市人，幼承家学，早年毕业于天津国学社，曾在严范孙先生主办的崇化学会学习。龚望先生一生清贫、勤勉，在经史、诗文、佛学、训诂、金石、书法等领域均有相当造诣，是天津引以为自豪的乡贤和文化大家。这次展出的所有展品均由龚望先生后人提供。龚望先生次子龚绶向记者讲述了父亲一生中的几个小故事，他说：“父亲这一辈子都在认真读书、写字、篆刻，我们也意识到，把父亲留下的作品整理、展示出来，让它起到应有的社会功用，就是对父亲精神最好的传递。”

　　一生惜纸惜墨

　　每张废纸都拿来写字

　　最近在天津自然博物馆举办的这次《书关治道——龚望先生翰墨展》，有一部分是父亲临摹的碑帖，是他用废卷子、旧杂志、旧报纸、标语纸临摹的。这件事还得从1961年冬天说起，当时家里生了两个煤球炉子，用来取暖和做饭。母亲每天点炉子很费事，劈柴不够用，父亲有好多画的画杆都扯下来当劈柴烧了，没办法，家里没有木头。

　　有时候炉火不好点，父亲就让母亲取一包临过碑帖的纸去点火。有一次我突然发现母亲用这样的纸引火，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我在学校工作，就找来些废卷子、旧杂志、旧报纸，把父亲临过碑帖的纸替换下来。但是父亲一生惜纸惜墨，他依然还要在我拿回来的这些废纸上面写字。我又把父亲写过字的这些废纸保留下来，一直留到现在。

　　2016年，我用了半年时间，把一包包积累了二三十年的父亲临过碑帖的废纸，一张张整理好，熨平，塑封。我买了20个文件箱，塑封了1000多张胶片。这次展出的只是一小部分。我想把这些东西提供给社会，让人们对书法产生兴趣。学书法、临写碑帖要有个门径，父亲的这些字，是很好的参照品。不要看它是废纸，它在当今时代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很重要。

　　父亲一直在写大仿。年轻时，他每天早晨起来先研墨，在纸上打格，临大字，一张纸写16个字；然后写中楷，一张纸写36个字。他一天要完成六张大仿，把当天的日历用糨糊贴在大仿上。我保存下来这样的东西有二百多份。从这里面可以看出父亲临书用功之勤，临习碑帖之广，书法根基之坚实，书法见地之独到。所以说，学习书法，临习碑帖是必由之路，功夫必须得下足。

　　父亲一生以书法传递做人做事、修身养性的哲理，他的书法关乎世道人心。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提出“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我父亲当时每天看《人民政协报》《天津日报》，当他在报上读到解释“少讲空话，多干实事”的评论员文章时，非常激动，立即写了一篇四尺对联，并把《天津日报》的评论员文章抄在对联边款上，一共一千多字。后来我查阅了当天的《天津日报》，我父亲正是全文抄录了那篇评论员文章，最后写的是“龚望敬录”。

　　2016年，我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一张小纸条，上面用圆珠笔写着关于这副对联的事：“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所谓空话，无不冠冕堂皇、无从置议，但就是办起事来不听那一套。今天千家驹先生的意见，《人民政协报》已全部刊载了，亦确实应该这样做了，故大书特书此字，以与诸同仁共勉之。”我父亲把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副对联、当时的心情，非常明白地写了下来。他所书写的内容，都关乎国家的命运、个人的修养。他还有一幅小字：“愿闻己过，求通民情。”虽然身在书斋，但他想的是天下事。

“书关治道——龚望翰墨展”5月18日在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图为红桥区政协主席杨焕带队到现场观展。

　　“书法家不就是写字吗？

　　中国人写好中国字是天经地义的事”

　　父亲的书法之所以今天能够被人们重视，就是因为他写字没有利益的东西，他给别人写字，没有卖字这一说。有人来找我父亲，请他写些什么字。父亲从不会按对方的要求写，但他会自己写一句话送给对方，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家给钱，他就要三毛钱，其中有一毛钱是纸钱。他根本没拿自己写的字当钱，更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对自己书法上的成就看得很淡。父亲说过，有人说他是书法家，他绝对不接受。“过去为官的、读书人，哪个不会写字？不写中国字，不学古训，不读古文，传统文化就没了！”直到晚年，他的头脑里也没有自己是书法家的概念，他说：“书法家是干嘛吃的？不就是写字吗？吹什么？中国人写好中国字是天经地义的事。”

　　曾有人写关于研究他书法的文章请他过目，他总是说：“不敢当，写得太高了，把我捧这么高，别掉下来摔坏了。”有人对父亲说，外面有人仿您的字卖钱。父亲回答：“人家生活也不好，不就是用咱的这个名换俩钱吗？他真困难，咱知道了，不也得帮他吗？咱别管。”有人在外面买了父亲的字，不知道真假，拿来让他看，他不表态，当即写一幅字送给人家，说：“这不就是真的吗？”

　　有一段时期，父亲经常参加笔会、书法表演等活动。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天津的书画艺术开始复苏，一些喜好书法的人组成和平区书画研究会。父亲在袄袖里掖进一杆毛笔，腰间系一对瓜蒂印，到现场让人倒上墨，抻开纸就写，往往有的人还没准备停当，他的大幅作品已经上墙。写完就走，还一边说：“费纸、费纸。”主办方留他参加宴请和招待，他一般都会拒绝，他说：“不是叫来写字的吗？”

　　这次《书关治道》展览有一幅《晋陶罍》，这个陶罍是天津书印名家唐静岩先生的藏品。我父亲在市场上买到这个陶罍，收藏起来。画中的拓片是他亲手拓的。

　　李叔同曾随唐静岩先生学篆书及治印，但是天津的书法史并没有提到唐先生。唐先生也住在河北粮店街，是浙江人，中医医术非常高。李叔同从天津到上海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的老师唐静岩印了一本书法集，叫《唐静岩司马真迹》。我父亲很重视唐先生的收藏，我家里有唐先生的扇面、对联、山水、篆刻。

　　后来我跟孙其峰先生说，请他在这幅画上给补一下，那年正好是虎年，孙先生在画上给补了一个布老虎。这幅画、这件器物的背后有很多天津故事。

　　可以说，父亲在保护天津历史文化遗存上功不可没。他收藏天津历代书画家的作品比不上博物馆，但补充了博物馆藏品的不足。父亲去世后，我们兄弟决定，对父亲的藏品不分、不卖、不捐。父亲没有立下遗嘱，他平时讲的就是遗嘱。他说过，这些东西对社会是有用的，要让大家都了解天津的地域文化。有拍卖公司老板联系我，想搞龚望先生的拍卖，我们不同意，因为我们想让父亲的藏品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用。

　　整理父亲的书画藏品，工作量很大。父亲生前我们要照顾好他的身体，此事无法进行。父亲去世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兄妹几人对父亲的藏品进行了拍照、分类、编目、复印，已完成的书稿，纳入了《四宁草堂杂纂》。“四宁草堂”是父亲生活了一辈子的书斋。

　　我父亲去世两周年时，我们提供了父亲的藏品，由天津市史志办牵头，在周邓纪念馆举办了《天津乡贤书画展》。当时天津著名学者来新夏先生参观展览后谈道：“民间收藏不可忽视，龚先生的收藏，给我们博物馆的收藏增建了一个新的部类。”

龚望先生的二儿子龚绶与著名文化学者姜维群在展览现场交谈。

　　“书得念，大声念，

　　不念怎么行！”

　　直到父亲病重之前，他没有一天不读书。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经常一个人在书斋里大声朗读，时而铿锵，时而婉转，直到他六七十岁，仍然时时朗读。他常对我们讲：“书得念，大声念，不念怎么行！”琅琅书声在幽静的小院里会使人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

　　以前听祖母讲，父亲年轻时自己住西房的一间屋，每日从早到晚苦读不辍。我家藏书不少，夏天要从书架上搬到院子里晾晒，祖父和父亲一起把书搬出搬进，忙个不停。

　　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一件趣事。在他结婚当天，迎亲队伍到家的时候，在外面吹吹打打，很热闹，但过了一会，外面突然安静了。祖母叫人出去看看，结果发现吹鼓手都走了，再一问才知道，原来父亲在他屋里读书，嫌外面乱，出来给人家作揖道辛苦，谢谢大家，把他们都劝走了。那是父亲课业最忙的时候，父亲读书已经读到如痴如醉了。

　　1946年，父亲的书桌改用一块汉白玉石板做桌面，他长期伏案研读，胳膊着案处，竟然磨出一道凹痕。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他使用过的毛笔，不下200支。

　　我父亲把心思放在培养人才上，放在传承中国文化上。父亲那时候在几所学校教书，晚上有时还教家馆，平时住在崇化学会，大约每周回家两次。我亲眼见到父亲下班回来，掸掸土，洗完手，坐在书桌前，打开书包，拿出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他这样，他的先生也这样。他在崇化学会读书的时候，他的先生是章钰（式之），章先生住在北京，把天津学生的文章带回去，认真批改。

　　父亲给学生批改文章是全批全改，他不是要求学生写得多么好，而是因势利导，这是最重要的教学原则。无论是写字、作文，教育工作者应该培养起学生的兴趣。

　　父亲也时时挂念自己的老师们。李实忱先生在1936年赠送给父亲一幅肖像照，那幅照片装在镜框里，一直悬挂在书斋的墙壁上。陈翯洲先生早年写的两篇仿（临夏承碑），父亲装裱成立轴，请多位老师和同学题跋，挂在他的书案旁边。陈哲甫先生早年给父亲写了一副对联，父亲将千余字的《陈哲甫先生事略》用工整的楷书写在裱好的对联绫子边上，悬于壁间。

书关治道——龚望翰墨展现场。

　　“心中懂得道理，外表就会

　　彬彬有礼，唯礼不可以为伪”

　　父亲是至孝之人。每年除夕吃团圆饭之前，父亲先给祖父母上香行礼，每当行礼时，父亲都不由自主泪如雨下，一直到他八十多岁时。

　　父亲早晨上班走，必到祖母房里禀告；下班回来，先到祖母房里打招呼。他回来较晚，家里人已经吃过晚饭了，他在祖母房间里用餐，用餐时和祖母拉家常。祖母患气管炎经常咳嗽，父亲每天亲手给她煎药。那时候在达仁堂抓药，每味药都裹成一小包并附一张小票，类似于说明书。父亲往药锅里放药时，必逐一与药方核对，非常谨慎。

　　父亲和我们讲，“礼”和“理”是相通的。心中懂得道理，外表就会彬彬有礼；内心不懂理，表面上再矫饰也不行。他在《读易札记》中写道：“唯礼不可以为伪。”

　　父亲对谁都一视同仁。晚年时，他习惯在两点多吃午饭，这时候如果有学生来了，家里人把学生让到西屋。父亲听到了，就把饭推到一边，跟家里人说让学生过来。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父亲常说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中的话。父亲终生布衣布鞋，晚年时，两件灰布衫一直穿了十几年，直至病逝。给他做了新衣服他也不换，他觉得还能穿的衣服不能扔掉。他晚年用餐的习惯是“简单”，吃饭一般不超过十几分钟，好像吃饱了就行，不需要品尝滋味。

　　我母亲1979年去世，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人生节点。上世纪80年代初父亲在师范大学教过两年书法，后来就很少出门了。他说，年纪大了，出去万一生病，给孩子们添麻烦。我们每天在家里留人陪着父亲。他接待往来的客人，自己写东西。

　　父亲晚年有一次患病较重，稍有恢复，坐在那里信手写下“心迹双清”四个字。他去世后，我们意识到这四个字的分量很重，这不正是他对自己一生存心与行事的概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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