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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 1916年作 粗枝大叶拒霜魄力图 石鼓文八言联 题识:1。粗枝大叶,拒霜魄力。尔和仁兄属拟李复堂设色。丙辰岁暮,吴昌硕。钤印:俊卿大利、昌硕、雄甲辰 2。鱼游静渊大网勿攴,虎出深莽角弓则鸣。集猎碣字于癖斯堂制西北楼,时丙辰元宵与跛道人狂饮。安吉吴昌硕
吴昌硕以诗、书、画、印四绝雄视一世,但他所致力的主要方面是书法,他的印、画之成就也主要得力于书法。吴昌硕的石鼓文被后人称为绝世之作,“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而他的晚年行草,更得锥画沙、屋漏痕之妙趣。
其石鼓文60岁后自成一家
石鼓文是吴昌硕数十年追事的目标,贯穿于他早、中、晚年各个时期,也是他书法上的最大成就。刘光明在《论吴昌硕书法创作与审美》中说,吴昌硕的石鼓文之所以被后人称为绝世之作,是因为他以邓法变横为纵,其法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一举突破前人之风。细观之,下笔圆劲流转,并微微拔高其右肩,使之造成一种参差之审美效果。相对于邓石如的篆书,尽管邓篆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反复观摹,总觉邓篆不及吴篆之活力。当然,每个人的审美观各异,有的认为邓篆茂密浑劲,苍古奇伟,纵横裨阖、端严工整,在这些方面看吴篆似乎又不及邓篆。
刘光明认为,吴昌硕临写《石鼓》数十年,早、中、晚年各有意态,自成体势,与时推迁。中年以后结体渐趋稳健,60岁后自成一家,七八十岁已达恣肆烂漫、炉火纯青、独步一时。这时他已完全进入了自由的境界,所以又被一些人说成似《石鼓》又不似《石鼓》,胜似《石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临气不临形”。
吴昌硕在所临的《石鼓文》上跋道:“予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惟其中古茂雄秀气息,未能窥其一二。”沙孟海这样评说吴氏的这段话:“ 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这句话大可寻味。我看他四五十岁所临《石鼓文》,循守绳墨,点画毕肖,后来功夫渐深,熟能生巧,指腕间便不自觉地幻出新的境界来。”
其行草书“一无做作,下笔迅疾”
吴昌硕早年楷书曾学颜真卿,得宽博厚朴之意。奠定其基本风格的是钟繇楷法,他的有些楷书手稿意态安详古雅,厚朴稚拙。中年以后,所写楷书渐少,风格也转向黄山谷的楷法体势。他的隶书受邓石如影响,但比邓石如隶书结体更加修长,气息更加朴茂雄厚,受益于汉《祀三公山碑》、《开通褒斜道刻石》、《裴岑记功碑》等,朴拙古健。
吴昌硕的行草书,受米芾、欧阳询的影响,但主要影响其风格形式的是明末清初以王铎为代表的一代书风。沙孟海先生评其行草书曰:“纯任自然,一无做作,下笔迅疾,虽尺幅小品,便自有排山倒海之势……晚年行草,转多藏锋,遒劲凝练,不涩不疾,更得锥画沙、屋漏痕之妙趣。”
关于吴昌硕的行书的结体,桂雍在他的《吴昌硕书法篆刻艺术述评》中说道:吴昌硕行草书结体可能受到他早年习魏碑的影响,他充分利用人们写横画往往向上倾斜的生理特征,他的字大多为左低右高。由于竖画写得中正平直,加之向右下方行驶的笔画又时而有意突出,使得他的每一个字看起来重心平稳,毫无倾斜摇荡之感。这种欹侧取势,向左行驶的笔画可顺势而下,向右下方行驶的笔画可随意展开,这样就使每一个字的结体显得生动有趣。加之作者能够巧妙地处理好点画与点画、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空间关系,整幅作品给人的感觉是一气呵成。在章法布局方面,其行草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取纵势,也就是纵有行横无列。我们看他的作品,字与字之间上下咬得很紧,一定距离,行与行之间留有加之点画的粗细变化,用墨或饱或枯、用笔或重或轻。
夸大了结字右高左低的斜势?
对此,王道云在他的《书法门诊室》一书中,却持不同意见。他首先声明自己作的并不是批评史,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实:书法大家的作品,也会有缺憾。所以他说吴昌硕的行书“自出新意,却落入拗峭村夫气”。
王道云称,吴昌硕学李邕书法,夸大了结字右高左低的斜势,为了造势,横划向右上斜,结字过分耸右肩。李邕书法结字宽博,字形成方,故不显寒俭。吴昌硕则将字形拉长。他学黄山谷,结字中宫紧收,更显窄峭。黄山谷结字中宫虽紧,但四面开张,形成一种辐射状,劲峭大气。吴则斩左去右,学之不善。试看他的一副对联,“亦愿人生行乐耳,岂信车中有布乎。”粗看,行笔迅捷,劲利生辣,稍加分析则满幅习气。上联:“愿、行、耳”,下联:“车、中、布”,竖划一律向右外拓展,“人、信、有、亦”的撇划笔路笔势一致,形成一组平行斜线,毫无生气变化。结字耸腰束肩,上大下小。“亦愿”二字映带过粗,带笔的两头顿笔过重,形成竹节,诚为败笔。而“愿”字的“页”旁的右肩转折,如断骨外龇,既非传统,亦非创新。
他说:“观吴氏篆书,亦是右高左低,竖画往往出锋,笔在意先,有背石骨用笔。若是创新,则少敦厚坚实之力。学吴篆书,自当深察。”(记者 潘玮倩)
简介
吴昌硕
(1844.8.1-1927.11.29)
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