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王树秋，2008年被中国文联，中国书协授予“全国书法十杰”荣誉称号。幼年之时即爱书法，以魏碑开笔学书，拜师于著名书法家孙伯翔先生，为入室弟子，出入先生门下，受其亲传。以行楷见长，作品注重开掘意境，抒发感情，讲究用笔及韵味的变化。作品既能表现以画入书，以书入画之气，又能抒发淋漓痛快、奔放激越之情，书能展而不散，紧而不拘，刚柔相济，飘逸俏丽，逐渐形成自家风格。作品入选过《全国首届行草书大展》、《第三届全国获奖书家提名展》、《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全国百家书法精品展》、《全国千人千作书法大展》、《当代书坛名家系统工程“五百人书法精品展”》。

王树秋和姜维群在天津美术网

[姜维群]：我们后人在学习魏碑的时候，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尤其是书法大家，纷纷关注研究江苏镇江的瘗鹤铭，陕西的石门铭，关注云南曲靖的大小爨。远离中心地带的地方，反而是“百花齐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王树秋]：因为这些碑所处的地理位置距离当时的政治中心比较远，更加开放、自由、逍遥，正统思想的宽松更利于个性发挥，区别于官方的一般的带有共性的结体样式，所以才更被后人所继承和关注。爨龙颜的体式就好似云南的建筑上的飞檐；嵩高灵庙像下扎入地中的根石。霍扬碑把这些碑的特点暗合在自身的书法体势之中，更加多元、无方、恣肆浪漫。霍扬碑以圆笔为基调，写起来更加抒情，更加优雅。它的分间布白不像郑文公碑那样均匀，而与石门铭、瘗鹤铭有异曲同工之妙。笔力精绝，在行笔过程中，追求自由度非常高，不会重复自己的用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横竖撇捺全无相同，姿态绝险，奇美异常。既要保证线条的变化，又要保证笔法的丰富，行笔过程中没有解体规律。行笔过程总是在“破”。往往是前面是“顺”，后面一定就要有“逆”，局部欹让斜倚，整体谐调合度，这些恰恰是霍扬碑的精妙之处。

[姜维群]：霍扬碑是在秦汉碑的影响下和民间书写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您刚才讲爨龙颜受云南飞檐的影响，我觉得霍扬碑也会受到地域环境的影响。

[王树秋]：这就像我国各地区的歌曲一样，也是各地有各自的风格。内蒙古自治区的歌曲就是大草原那种悠长辽阔，陕北小调就是黄土高原那样高亢嘹亮，江南水乡的昆曲又是另外一种温婉的风格。歌曲代表了一个地域的人的性情，书法同样反映了地域文化的性情。霍扬碑书法的形成与它所处的山西临猗的地域地形地貌，或许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姜维群]：从唐代开始汉字被规范了，所以风格就没有这么多了。恰恰是唐以前没有国家在规范书法，在山西出现霍扬碑，不是偶然，而是历史必然现象。从书法来看，在当时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状态下，霍扬碑中又有大小爨的元素、又有张猛龙的元素，都是距离一两千里之外的审美元素，我认为汉碑的影响力受到各个地区的局限，得到不同人的发挥，出现各式各样的样式，这种样式又有时代关联，又有地域划分，又有个人性格的体现。我认为魏碑时期，南北朝时期是书法最发达时期。

[王树秋]：是的，恰如祝嘉所言“石刻以北朝为至多，书体亦以北朝为至备，其书至此，尽善尽美。”是为书法之冠冕。

[姜维群]：有很多人认为，魏碑是中国楷书的不成熟时期，是北方民族不认识或认不全汉字的情况下，多一笔少一笔，像儿童的幼稚时期，我不认为这样，是北方人的审美观，融入到自己对书法的理解上，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是这样吧？

[王树秋]：孙伯翔老师提到的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方虽然经历了大量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但汉文化的根没有断，而是汉文化逐渐把鲜卑族汉化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名元宏，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第六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公元490年亲政后，推行改革：公元495年（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后又改鲜卑姓氏为汉姓，藉以改变鲜卑风俗、语言、服饰。此外，鼓励鲜卑和汉族通婚；评定士族门第，加强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参照南朝典章制度，制定官制朝仪。孝文帝的改革，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各族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魏孝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汉族政策，认为汉文化是先进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文化没有被割裂。但在文字书法上，从当时的结字法，到文字的形成，以书法为笔法的表现形式，人们对书法的笔法，在这个时期已经高度纯熟了。虽然我们不排除有部分穷乡儿女造像，民间的东西，以刀代笔，有一些意趣，但不能代表魏碑的主流。真正代表北碑的东西是大经典碑，这是正脉。正是由于多民族的融合，由于这些民族各自的不同生活，包括语言、服饰、婚嫁风俗习惯，共同演进出书法的民族书写习惯。魏碑的书法风格是受北朝多民族文化、文明共同浸润，共同构成的时代审美风格。所以，才出现了霍扬碑这样北碑划时代的书法艺术。

王树秋书法作品

姜维群、齐珏的点评：

著名艺术史学者白谦慎在著作《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中，探讨过这种不自觉的书写趣味。北魏时期的主流书法正脉不是稚嫩，而是成熟的美，尤其是霍扬碑是自觉的美，合度的美。奇崛、险绝“随心所欲不逾矩”，方显现出汉字书法的灵动。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作为北碑的代表性理论著作，因为时间的原因，康有为和霍扬碑擦肩而过，没有收录霍扬碑，导致后人对霍扬碑的忽视和怀疑。这说明大部分人还是有认识的局限性的。而祝嘉先生作为康有为之后的书法理论大家独具慧眼，他对霍扬碑的高度评价，体现了祝嘉先生的胆识和见识，也体现了祝嘉的审美高度。王树秋的书法是在霍扬碑这个平台上，是在霍扬碑这个高峰上再造一个高峰。王树秋是实践者，他已经拿起来这个接力棒。

从于右任、孙伯翔这一条主脉上，大家都是在方笔圆笔方面进行研究，在新世纪形成了一个高点。现在北碑能够与帖学抗衡，与近200年来诸多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碑和帖形成两大主流，都是中国书法的主脉，而王树秋在北碑这个书法正脉之中，又开拓了一个领地。霍扬碑是北碑之中的的一个独特现象，它跳出了方笔圆笔的窠臼，拓出了一个新的领域。

法国史学家兼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著作《艺术哲学》中提出，决定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种族、环境、时代”，在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中，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及其走向。

中原主流文化南迁之后，原来的中原文化区的文化遗存与鲜卑文化相互结合，促进了北碑的形成和成熟。也就是种族——汉民族文化与鲜卑族文化；环境——山西的地域环境；时代——由汉代向唐代过渡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通过我们的讨论可以从一个历史的层面印证，这三点共同决定了北碑文化的辉煌。

王树秋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