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奂少有文才，举贤良，任为议郎。桓帝康寿元年（公元155年）调任安定属国都尉，驻地在安定郡三水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东）。张奂到任不久，设计大败南匈奴且渠伯德。汉军占据龟兹，西域诸豪相继率众投降。安定郡内各族人民又重新获得了安宁。东羌首领献马二十匹，先零羌首领也送来八件金制食器。张奂倒酒于地，说：“使马如羊，不以入獜。使金如粟，不以入怀”（《后汉书·张奂列传》）。他当场将所献宝马和金器奉还的举措令羌人大受感动。

　　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张奂调任中郎将，代表朝廷负责匈奴事务。十二月，南匈奴诸部起兵反汉，乌桓、鲜卑攻掠沿边九郡，与汉军烟火相望，军吏惊恐。此时张奂安坐营帐，若无其事地与弟子讲诵儒家经典，汉军闻之稍安。张奂随后诱降了乌桓，袭击南匈奴叛军，诛杀了各部首领，余众皆降。

　　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桓帝在宦官单超等协助下，清除了大将军梁冀集团。梁、孙两家内外宗亲皆弃于市。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牵连致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300余人。张奂曾在梁冀府中作过属吏，这次亦被免官禁锢。四年后，朝廷才任命他为武威郡太守。张奂到任后实行平徭均赋，又革除民间陋习。百姓便生为立祠，以示爱戴。由于张奂政绩卓著，延熹六年（公元163年），朝廷调他担任度辽将军，处理鲜卑、乌桓事务。数年间幽、并两州清静无事。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春，张奂奉调入京，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掌管粮食、货币。北部边境的鲜卑听到张奂调离的消息，便勾结南匈奴、乌桓等分数路入塞，攻掠沿边九郡。同年秋，鲜卑又联结东羌、上郡沈氐、安定先零等羌人攻张掖、酒泉。为了平息叛乱，朝廷仍以张奂为中郎将监督幽、并、凉三州。南匈奴和乌桓风闻张奂兵到，便率众20余万投降。张奂诛其首恶，对降众采取安抚策略。又大败羌人，俘获万人，三辅地区重获和平。因破羌有功，他奏请把家由边郡敦煌渊泉迁到内地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得到朝廷特许。

　　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正月，年仅12岁的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武以大将军辅政。窦武与太傅陈蕃密议，图谋驱除宦官势力，但窦太后不允。九月，因机密泄漏，宦官曹节等矫诏发动政变。张奂回洛阳时受曹节蒙蔽，率五营围窦武，迫使窦武自杀。陈蕃被诛，窦太后也被幽禁南宫。公卿以下凡为蕃、武所举者及门生故吏，都免官禁锢。张奂升任少府，又拜大司农，以功封侯。张奂知为曹节所卖，上书固辞封侯。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张奂借气象异常，上疏灵帝为窦武、陈蕃伸冤。事未成，却遭到宦官怨恨，遂调任太常。司隶校尉王寓出于宦官，想让大臣们举荐他。百官畏惮，莫不响应，惟张奂拒绝了请求。王寓怒，遂诬陷张奂结党。灵帝年幼，曹节使阴，张奂以结党罪罢官回家。从此，张奂便结束了他的仕宦生涯，回到弘农，闭门不出，与弟子千人，讲诵儒经，著《尚书记难》30余万字。

　　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张奂卒于家，终年78岁。遗命说他为官一生，终为谗邪所忌，叮嘱诸子不再为官。

　　张芝的祖父张敦曾担任汉阳郡太守，那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其父张奂文武双全又屡立战功，曾任东汉中央政府三公九卿之一的大司农，可谓官爵显赫。然而细阅张奂的履历，在西域疆场可以叱咤风云，回到洛阳就受够了宦官的窝囊气。能全身而退，能在晚年与弟子千人讲诵儒经并著书立说，于张奂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事。在张奂留下“奢非晋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无咎吝”的遗嘱后驾鹤西去，这“诸子从之”一句就传递了许多重要信息。

　　史籍虽然没有记载张芝明确的生卒，但可以从《后汉书·张奂列传》中推算出大致符合实际的年份来。张奂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十七年（公元104年）。按当时习俗，男子一般在20岁时成家，张奂得子约在东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后汉书·张奂列传》中载明张芝是长子，但其上还有一位姐姐，他的生年大致可以拟定为顺帝永建二年。到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春，张奂因破羌有功，奏请把家由边郡敦煌渊泉迁到内地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并得到朝廷特许时，张芝兄弟也已人到中年。张奂虽然以武功名世，但他没有遵循“上阵父子兵”的信条，而将儿子们培养成了文化人。长子张芝因擅书而被人尊为“草圣”，其弟张昶亦因擅书而得享“亚圣”。另一个兄弟张猛却没有这么幸运，朝廷念其父在西域有威名而任命他为武威太守，后兵败自杀。

　　张芝和兄弟们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敦煌度过的。史传张芝从小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书，出诸杜度。张芝七岁时，其父延请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教他识字习书，三年后又送他到敦煌郡学馆就读。学馆内有个水池，四周绿树环抱，十分清静。每天下午，张芝都要在水池边习字。当时的纸张十分昂贵，张芝主要用竹简来练习书法。练上几天，写过字的竹简便堆得象座小山。张芝在水池里洗笔，在水池里刷洗竹简，待晾干了再写。如此过了五年，原先清澈的水池变成了发黑的墨池，被后人称为“张芝洗墨池”。后世称学习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也成了一则励志典故。王羲之曾敬佩地说：“临池学书，池水皆墨，好之绝伦，吾弗如（张芝）也。”前人吟咏敦煌古迹20首中有《墨池咏》一首，讲的正是张芝的故事：

　　昔人经篆素，尽妙许张芝。

　　草圣雄千古，芳名冠一时。

　　舒笺观鸟迹，研墨染鱼缁。

　　长想临池处，兴来聊咏诗。

　　还是让我们评说张芝的草书和他所处的年代。

　　张芝是参透了官场的险恶而拒征不仕的。史传他幼而高操，勤学好古，经明行修。朝廷征辟德才兼备的人才时，地方官吏推荐了张芝。可他坚辞不就，故时称“张有道”，实避世洁白之士也。在敦煌时他是位苦修的学子。迁徒至涵谷关附近的弘农，他成了一名隐居的高士。

　　东汉章帝时，杜度为齐相，以擅章草而著称。继杜度之后，崔瑗也以章草名世，他继承杜度草法而又有所创新。崔瑗的草书由于史所不传，无法具体判断其优劣，但根据以上文献，可以认为崔瑗草书顺应时代审美取向而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已有从质到妍的全新变化。东汉草书经杜度、崔瑗的推动变革，已成为具有全新审美内容的新兴独立书体。流风所及，至东汉晚期开始形成强大的草书流派，从而为张芝在桓帝、灵帝年间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在汉代书法发展史上，张芝草书的出现标志着草书文人化传统的开端。

　　在西汉时期，草书主要出于书吏与戍卒之手，是一种典型的民间书体。到西汉史游及东汉崔瑗出观，草书的书写规范和审美理念得到普遍强化，并出现由俗到雅的转变。但由于这个时期草书作为新兴书体还没有得到士人阶层的普遍关注，因此，草书的文化审美价值尚未获得社会性认同。

　　东汉晚期，随着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加剧，儒学独尊的大一统思想格局面临严峻的挑战。针对竖阉专权所形成的朝政黑暗，以太学生为主体的士大夫阶层展开声势浩大的清议运动，从而冲破儒家礼教的桎梏，给社会带来变革的新气象。随着经学的衰微，书法艺术的独立性逐渐增强，并开始受到官学的重视。在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领域发生的另一重大变化是随着书法革新思潮的出现，草书迅速崛起，在整个士人阶层形成狂热持久的“草书热”。

　　作为文人书法的开山鼻祖，张芝草书相比于杜度、崔瑗，在审美形式上更加纯化，省减章草的盘曲结构，线条开放，时空运动特征更趋强烈。同时，草书的法度也在张芝草书中得到初步建立。张芝的草书墨迹不传，《淳化阁帖》收入《八月帖》、《冠军帖》、《终年帖》、《欲归帖》、《二月帖》等。

　　张芝从民间和前辈那里汲取草书艺术精华，独创“一笔书”，亦即所谓“大草”，使草书得以从章草的窠臼中脱颖而出，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展示空间，从而使书法家的艺术个性得到彻底的解放。“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如行云流水，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这是张怀瓘在《书断》中对一笔书的精辟概括，同时高度评价张芝的草书“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从而成为“草书之首”。张芝的草书给中国书法艺术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生机，一时名噪天下，学者如云。王羲之对张芝推崇备至，师法多年，始终认为自己的草书不及张芝。怀素承认从二张（张芝、张旭）书法中得益最多。孙过庭在《书谱》中也多次提到他把张芝草书作为蓝本而终生临习。

　　汉末文人对草书的狂热终于引来一位叫赵壹的儒生的批评。他在《非草书》一文中写道：“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讲试，四科不以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赵壹的儒家立场使他无法从书法审美的角度认识并理解草书。在赵壹的书法观念中，书法是经艺载道的工具，为王政之本，而草书“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因而非圣人之业。赵壹写《非草书》的目的，在于重申儒学的尊严，批判并平息弥漫在东汉士人阶层中的草书热情，使他们重新构建起对儒学的信仰。但赵壹的守旧观念已不能阻止体现时代审美思潮的草书在东汉晚期的深入发展。“草书热”在士人阶层不仅没有降温冷却，反而愈演愈烈，终于使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抹亮点。

　　又要说历史充满悖论。

　　赵壹并非书法家或书法评论家，但他出于儒家立场而写的讨伐草书家们的檄文《非草书》却意外成了中国书法批评史上第一篇存世的书学论文，他本人也由此被载入了史册。赵壹在《非草书》一文中讥讽草书家们“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的行为，在后世成为衡量一位书法爱好者习书的态度和热情投入的程度。（作者蒋频）

来源:美术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