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总序

　　1.

　　河南美术出版社策划以“近现代书法”为一个主要的学术出版品牌，是最近的事。但其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已有一册本《民国书法》图册出版;其后在1993年，又有拙著《现代中国书法史》问世。2009年，该书又作为高等教育“十一五”全国规划教材和中国高等院校美术专业系列教材出版;2016年，又组织编撰了一函三册《民国书法》大型画册，千姿百态，珠玑琳琅，既是书法集，又是文献史料集，在学术界与书法界反响极佳。故尔从去年开始，就策划以此专题为核心，从单一的出版图书业务转向学术成果汇聚，以期对当代的学术研究能作出较积极的推动。我之所以抽时间受委托来担纲组织这样一项大工程，也是看到了其中丰富的含义和巨大的可能性。对百年学术和艺术的健康发展，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无可取代的作用。

　　“近现代书法”(当然还包括中国画、篆刻)作为一个学术对象的意义，我在三卷本《民国书法》大册的序中已有简要的展开和提示;当时拟的“‘定义’民国书法”的标题，已经告诉我们关于这个所谓的“近现代书法”的历史时期，其实是需要重新加以“定义”的。作为历史链接中的一环，它在物理上构成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时间链接顺序的后续，清以后由民国即“近现代”接上，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但如此一来，民国和近现代，不过是古代的简单延续而已。前述十几代或再从三皇五帝说起，那也就是几百年为一代;那么类推“近现代”，也就是十几个历史朝代再接续到今天的一个断代，充其量只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十几分之一而已，似乎颇不足道。而且与强秦汉、盛唐宋相比，既无树规立制之威，亦无开疆拓土之豪。既如此，有个十几分之一的位置和比例，似乎也应该知足了?但我们却不这么认为。近现代书法，突然遇到了“千年未有之奇变”。从清末的废科举兴学堂，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毛笔字到钢笔字，从繁体字到简化字，从无句逗到标点符号，从竖式右起到横式左起，从古文诗词到白话文小说文章，这样的变迁是自殷商以来数千年直到唐宋元明清所从未有过的。那么这即是说：5000年的顺续，抵不过这50年的逆转。这就不是十几分之一了;或者可以说，是以一而对比十几的对应关系。如果再加上当时从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直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维新、辛亥革命的社会文化政治的外部环境剧烈变革，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千年未有之奇变”，那么我们研究近现代史的专家，其所可能拥有的思维容量与文献功夫，应该足可以与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双峰对峙并驾齐驱而毫不逊色。

　　2.

　　正是基于这一新的学术理念，我们组织策划了《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通过这套大系的50-80种选题的汇聚，我希望它能达到如下几个方面的目的：

　　(一)学术视点：以“问题”为中心。

　　提出“学术”视点，是基于它的现实针对性：它肯定不是一个普及式的常识介绍、人物介绍、技法介绍的普通立场。而是一个有着宏观的当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的学术定位和拓展之举。过去二十多年，许多出版社也做了不少近现代选题的著述成果;但无论是近现代书法绘画、近现代鉴定收藏;大都是以人为纲，写成人物生平传记故事;对于初兴的近现代书法研究而言，这样的做法是顺理成章、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但二十年过去了，再循规蹈矩地继续做这样一些人人想得到的老套的重复性工作，却又显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缺乏想象力和缺少创造活力。故尔我们在策划之初，即决定要和已有的近现代研究陈旧模式拉开距离。不从人物出发，而从近现代的“事件”“现象”出发。强调每一个出版选题之所以成立的“问题”即课题、项目意识。亦即是说：不是人物生平资料排列再加配图的做法，而是从近现代的书法中提取出特定的事件现象，找出它可能具有的普遍典型含义，分析解剖它的来源和理由。在这一方面，盛行于大学各学院系所的科研思维和课题意识，的确具有引领学术的重要作用。许多不在大学工作的研究家们，也因为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思辨力和方法论而鹤立鸡群崭露头角。即使是准备研究某一个具体人物，我们首先要问作者的，是你能据此一人物而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我们今后作为未来历史时期中所必须沿循的、作为近现代书法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而存在的。本套《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首先希望确立的，即是这样一个新颖、清晰的学术出发点。

　　(二)更新思路，开放编辑流程。

　　多少年来，我们的出版一直沿袭着一个固定模式。出版社出规划，编辑出具体思路和选题，再寻找作者来落实“实现”选题。在这一关系中，编辑出版方是一个“定盘子”的角色。作者只是编辑者意图的贯彻者执行者。尤其是大套书的运行方式，概莫能外。但仔细想想，这样的简单化模式，埋没耽误了多少学者作者的出众才华?而回顾民国时的出版业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有正书局等等，短短三十年做出了何等惊天动地的大业绩?尤其是民国时的几套大书，如《丛书集成》《万有文库》等，都在几百种之数，都不是编辑先出思想选题而作者成为执行者;反而是一种开放型的运行方式：只是先有一个大致的归类，有一定的次序。其后则完全尊重作者的写作风格、体例、趣味、侧重和切入点。不讲死板的格式，不讲写作方式，而且体例开放，不设上限字数，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出，来多少出多少。编辑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指挥者”而是“服务者”。如果把过去的传统做法比喻为出自于出版社和编辑的“计划经济”，那么今天我们想要的是“市场经济”——尊重作者这个创造者市场，也尊重读者期待阅读多样化的图书出版市场。以一个大致的出版周期期限为基数，各种有质量有水平的书稿，只要是“术业有专攻”，不管是纯粹的研究著作专论、年表、论文集、文献整理、工具书，作品集、字帖等等，皆可以分门别类地被纳入到这套《大系》中，形成一个立体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庞大成果群，从而形成出版社的品牌、作者的品牌、课题的品牌、团队的品牌、时代学术研究独特性的品牌。

　　(三)“集成”功能：新刊旧著并举。

　　操作这样一个学术工程，还需要突出宏观的历史意识。作者写书，出版社出书、读者买书，这是一个单项的就事论事的循环，它很平面而狭窄、拘束，是一种平庸的出版商立场上的生意或业务的思维。而我们希望通过《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的运行，把它变身为一个“行为”的过程。“近现代书法”自清末到民国再到1949年后，横贯百年;即使是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开始到现在，也已经有106年。它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对象：应该用“近现代书法研究”行为，去研究“近现代书法”这个对象。倘如此，那就不是当下的21世纪这开头短短几年里通过我们组稿约稿编稿行为所形成的作者、出版者、读者的事了。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它的“集成”功能：不但要呈现、反映、展示当下的“近现代书法研究”的时人成果，还要上溯百年，把原来已经出版问世的学术成果也汇聚进来，如民国初20-30年代的著作成果;如解放后书学家的撰述成果;甚至新时期以来关于近现代书法研究的成果：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举办过两次“全国近现代书法研讨会”(安徽黄山1994、浙江宁波1997)都有论文集。又如《大学书法教材集成》15册中也有《近现代书法史》。其实，民国时期并没有“近现代书法”的学术概念。但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出版物，构成了我们今天“近现代书法研究”的思想基础和文献基础。故尔在本《大系》中，特别设置了一个近现代书法“研究文献”系列，民国旧刊著作、已出版仍需重版的著作，也皆纳入在内。此一序列中拟定要出版的，还有《近现代书法论文集》《现代中国书法史》等等，有的是旧书新刊，有的是散论合刊。试图以此为今天这个学术昌盛的时代，提供一份规模巨大的、含基本文献、最新研究成果、还包括图像资料的，又兼顾各个分支领域的“集成”式研究史册。读者一编在手，上下百年的几代前辈的成果，当世精英的新作，皆可一览无余。岂不美哉?

　　(四)高精品质：讲求“引领”立场。

　　不预设具体的规划选题，“来什么出什么”的开放式编辑出版，首先取决于我们拥有一批优秀的、以大学教授讲师、博硕士和经过三十年书法学术洗礼的专家学者，这是一支集聚了高校、书法家协会、博物馆美术馆、出版社杂志社的专业人才队伍。他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水平和业绩，同时他们对“近现代书法研究”又有着多年丰厚积累，成绩斐然。由这样一支强大的学术队伍来投入“近现代”，必然会对我们期望的“高精品质”提供可靠的保障。此外，我们推出此举，其实还来自于我们对一个时代学术研究成果推进的周期率思考。通常一个好的学术课题尤其是尖端的领先的成果，必定在内容主题与方法上与众不同，因此它通常不会是惯例。而作为常态的大批量出版任务、市场占有指标，决定了我们在编辑出版上大致会倾向于中上水平的层面，而不会十分敏感地及时体验到这些最高端成果的重要性和优秀性还有引领性。我自己写的《书法美学》大约是在搁置十年后才火起来广受关注，刚开始时连审稿专家的关都过不了;至于我有意强调书法美学必须是从传统本土上生长而成而不是借用舶来躯壳的新锐观点，更不为美学专家们认可。《现代中国书法史》也曾经遭遇过这样的命运，从撰稿完成(1988年)到出版面世(1993年)，整整晚了五年，这意味着学术推进至少滞后了五年;至于当年的日本书法研究成果，出版更不易，直到20年后的今天还是不温不火。鉴于大学作为学术渊薮尚且参差不齐良莠难辨，在学术上有浓重的不分高下的混沌与钝感，再转移到编辑出版系统更会滞后，层层递减，环环消耗，故尔我们希望能够打破和重塑这种“循环圈”。打开封闭思维，开放拓展，海纳百川，把最新的具有尖端、引领的研究著述进行精英化处理，打破常规的缓慢的出版周期率，在出版速度、质量上做一些直奔主题、单刀直入、一剑封喉的优先处置。凡是可称得上“引领的”“尖端的”成果必定具有学术上发人所未发的高精品质。思想内容的引领式成果已经在那儿了，我们本套《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希望能够在学术成果呈现的速度、质量上也讲求高精品质，讲求引领立场。以第一推出时间、第一出版品质和第一学术高度，把优秀成果公诸于世，以不负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3.

　　关于《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另有两个问题需要强调。

　　第一个话题，是关于大陆艺术品交易市场与“近现代”的特殊关系。

　　自1993年“书画文物交易流通”解禁以来，二十年间，中国的书画文物交易事业高歌猛进，飞速发展，席卷了从国家级博物馆“高大上”展厅到民间文物地摊市场乃至还有线上的网拍个体店，其风头之健实在出乎我们想象。但在市场充分发育之后，文物交易也遇到了它自己的瓶颈：一则是拍品真伪难辨屡起纠纷，二是假拍做局托儿盛行屡见不鲜，三是顶级拍品如宋元明名品极难入手。大多数拍品是清代初中期以降直到民国乃至解放后再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场大型拍卖，能有吴门四家明末王铎、黄道周再到清代扬州八怪上拍，已属质量上乘;但大多数常见的，则是何绍基、赵之谦、徐三庚、吴昌硕、沈曾植晚清到民国这一代，再近则是于右任、沈尹默、白蕉、沙孟海、林散之、陆维钊、王蘧常等等，这些名家已经开始在拍卖会上唱主角。但令人困扰的是，对他们的生平史料、历史定位、个人成就等等的研究十分不足。而对他们的处世环境、艺术生态、社会组织活动方式、传播途径、艺术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活动内容等等，有许多竟是盲点空白。故尔今天在书画艺术品交易过程中，可以说是严重缺乏研究的支撑。反观过去学术界又是厚古薄今，王羲之、颜真卿研究也许十分发达，但民国书法大都被认为是“小儿科”，不屑一顾。拍卖会、画廊中大批量的近现代拍品成为主流，除了些许的知识介绍之外，却缺少学术研究在认知上的支撑。这样的状态已经有几十年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是，各家拍卖图录90%都刊出近现代书画作品，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也有几部大部头是有些腔调的，但论起完整的近现代学术研究，除了可怜的几个单本小书散落各处之外，实在是乏善可陈，连一套像样的著作也没有。

　　有极强劲的市场需求，《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不但要成为本领域学术上的顶级标杆，作为书法界中代表一个时代的最重要成果;还要能在艺术品市场(包括交易买卖等经济行为)中当仁不让，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发挥出它亟待发挥的巨大的知识和学术支撑作用。什么时候买家进入拍卖场时必须携带这套书中的相关分册内容，或者从事书画艺术品交易的同道的拍卖公司办公室(与个人书斋)的书橱里必排列一套随时查找翻阅，以它为依据来帮助判断和做决定，那就是我们这套《大系》最大的经济效益所在了。

　　第二个话题是关于台海两岸四地文化交流与“近现代”的特殊关系。

　　本来，“民国”作为一个时代概念，是大陆与台湾“共时”的话题。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有38年完整的历史，这一点两岸皆无异议。1949年以后，“民国”概念在台湾还持续着它的涵义，大陆却以“新中国”来镌刻新时代的进程和步伐，屈指一算，也有70年了。大陆是民国以来到新中国的前后两段合为百年;在台湾则是直接的民国百年史，其中有很多值得共同回忆的人物、事件、历史;血肉相通，筋脉相连。那么，近现代书法研究，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民国书法研究”，当然应该是两岸四地即大陆和台港澳书法界志士仁人的共同目标。由是，围绕着“近现代”，两岸四地书法家们必定会有更水乳交融的交流和学术观点的切磋交集。最典型的如上世纪三十年代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学社”，和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中囯书学会”中国民党元老们的书法展览活动，又如台静农、张大千、溥心畬、黄君璧、曾昭耑的大陆行踪，他们和大陆书家是师弟关系;或者还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日本书法界这个中转窗口间接地沟通于大陆，乃至他们的后辈即我们这一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对大陆解禁开放时期书法上的诸多两岸交流，这些，都可以构成在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高扬之下的民族大义、家国情怀与传统承传的积极呼应和表现。我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台湾办书法展、举行巡回演讲、参与学术研讨的书法家，熟悉和了解许多台湾书法界中年才俊。我希望在我们这套《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中，今后会邀请台湾、港澳的书法学者作为著述者研究者来尝试加盟——中国古代书法史研究，大陆和台湾都有不少优秀作者;但如果由两岸四地学者共同来推进“近现代书法研究”这个在人物、时代、历史、社会各方面都有直接关联血脉相通的学术领域，那它所包含的意义会更博大更深刻。古代史研究没有，当代史研究也不会有;只有近现代史，是最合适的驰骋之所在。这样看这套准备横贯5一8年的《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从策划组稿到编撰出版，对它的独特性、唯一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4.

　　有此四大原则两项议题述如上，理由和依据自不待言。我们唯有希望《近现代书法大系》能在河南美术出版社长期的全力支持下，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下，能使它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书法学术研究高度的标志;成为当代书法出版业绩的标志;成为成功配合艺术市场与地域时事并提供及时支撑的标志;成为构建海峡两岸四地中华文化交融与认同新渠道新平台的标志;当然，最重要也最根本的，是要成为每一位参与学者与撰稿专家、或者出版家、选题策划家及相关人士自己毕生学术生涯的重要标志。但“万法归宗”：最后的这个标志，是其他所有各项标志得以确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