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佩英：篆书的正大气象始于李斯

邵佩英

    “正大气象”一词是美学概念。文字产生之初是没有正大气象之说的，因为此时作为纯艺术的美学尚未形成。从出土甲骨文残片看，文字的书写者与锲刻者从未有过正大气象的追求。即使到了青铜器铭文（也就是金文）被广泛铸刻的时期，虽然风格愈加明显，字形愈加多样，但依旧体现不出正大气象。笔者以为，篆书的正大气象起源于李斯的刻石文字。究其原因：一是字形趋于规整，偏旁统一且保持固定；二是字径开始变大，字势追求外拓，强调张力；三是记录文字的载体已从祭祀之用的青铜器、手中执持的甲骨片、庙堂陈设的器具变为裸露在室外的石碑、山野之中的岩石峭壁，目的是为了便于远观。如《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即使古人此时书写的篆书有了正大气象，也并非如今人的“艺术创作自觉”，而是仍停留在“实用的无意识形成”阶段。书写者与刻制者都没有强调正大气象的审美必要，其目的更多是记载历史、赞颂功德、布道开智、文以化人。

    正大气象是表述美感风格的词汇。“正大”拆开来说就是“正”与“大”。甲骨文的“正”字，上边像个“盖”形（金文为圆点似丁），下边是个“止”（也就是脚趾），大意是征服对方，纠正他人的传统与文化。所以“正”有正气、正义、正统、正宗、正脉的内涵。而“大”应该是指大度、宏大、博大、广大、大方等，对应的反面是小气、微小、渺小等。“大”的字形是个人形，表示无限大。“气象”一词原本是对自然物理状态和客观现象的统称，引申到书法上，大致指某个时代书法特有的精神风貌。

    正大气象正是指给人的一种博大、宏大而外张的直觉感受。反映在篆书书体上，即是指那种字形端正、字势伸展、用笔奔放、尺幅偏大的作品风格。正大气象既可以是呈现给师篆者、学书者原生态的经典佳作，也可以指书家为达到创作目的而追求的艺术格调。

    笔者曾就正大气象一词求教过孙伯翔先生，他说北碑作品中《始平公造像记》《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即是正大气象的代表作。他说，这类作品格调上宏大，字势上开张，字形上方正。虽然“字径”不大但气格大，照样呈现出正大气象。

    在历代篆书作品中，秦之前的作品尚未能达到正大气象的审美格局。自李斯之后，刻石文字替代了青铜器铭文，这样的刻石文字素面朝天，裸露自然，任其风化。随后，无论汉碑还是魏碑都有了正大气象的代表作。在各种书体演化过程中，审美样式也在不断调整、变化，拥有正大气象的篆书并非是所有时代追求的审美风尚。

    汉代的《袁安碑》《袁敞碑》延续着李斯小篆的风格，雍容端庄；而唐宋以降，小篆不再风光，正大气象转向楷书的“褚薛虞欧颜柳”，与“大唐气象”相得益彰。篆书在宋元明三朝式微衰退，没有了往昔的辉煌，更消失了正大气象。直至清代初期，王澍、吾丘衍、钱坫的小篆纤细如丝，夸张了李阳冰的玉箸篆，一味写细，使篆书的正大气象无影无踪。可喜可贵的是清代邓石如一反常态，羊毫生宣，重墨洇染，浑厚融圆，开启了篆书正大气象的新纪元。

    自清人邓石如始，正大气象成为篆书传承所推崇的正脉，也是后来者篆书创作的审美取向之一。无论是吴让之的刚劲圆健，还是赵之谦的飘逸婉转，抑或是吴昌硕的雄浑质朴，都集中体现了篆书的正大气象。时至今日，正大气象依然是篆书创作的主流审美和价值取向。尽管篆书早已脱离开实用范畴，但人们对古代文化的情结与尊崇不会消失殆尽，篆书带给人们的古雅、苍雄、流美、律动等美感依然触动于心，感化于人。

    清人刘熙载云：“书者，如也，如其志，如其学，如其才，总之如其人而已。”对书家作品优劣的评判已从技术层面上升为人格品质。正大气象也由文字形态外观审视转化为对书写者胸襟情怀的考察，提醒人们：作者心胸开阔、心怀天下、满腹经纶，书法作品就会表现出正大气象。反过来，当人们欣赏气势恢宏、磅礴奔放一类的作品时，也会推理出作者胸怀博大甚至是气度不凡的品格。

    从如今篆书发展态势上来看，多为形式优于内容，制作高于创作。我们不反对制作，然篆书创作的根本是在表达什么？我们通过制作而产生的篆书作品是否一定会彰显出正大气象？

    今天，我们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其实质就是要求当代书法家“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聆听时代声音，紧跟时代步伐”，创作出符合时代要求、广大人民满意的优秀作品。正大气象正好切中这个时代的呼唤、人民的心声，我们只有不忘弘道养正的初心，铸牢正直坦诚的底线，满怀博大宽广的豪情，向往正大气象的境界，才能创作出无愧这个时代神圣使命的精品力作。（转载于《中国文化报》2019年6月16日）

    （作者邵佩英 天津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

邵佩英作品欣赏

邵佩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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