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石刻文字。临习篆书多以李斯的小篆为临本。除了《峄山刻石》字迹相比其他刻石还算完整外，其他均为斑驳漫漶的看不清字形的刻石，如《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究竟哪个才是李斯真实的墨迹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答案。即使如此，《峄山刻石》还被杜甫批评为“枣木传刻肥失真”。《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笔画漫漶不清，临写想准确恐难做到。

楚简作为先秦遗墨，虽有别于先秦刻石，目前市面能见到的临本均为放大本。字形多诡异，用笔难琢磨。临写楚简似乎也是无从下手，更甭说“准确的临摹”了。

所以多数情况下，教授学生临摹篆书还是主张从清代篆书名家墨迹学起。因为清代篆书家们的实践经验与创作成果，已经后代人的反复临习证明是可行的更是容易的。那么，临写清代篆书名家作品也能做到“准确的临摹”吗？其实也是相对而言的。

笔者教学中，主张用“像”与“不像”看待学生的临习作业。拿临写《石鼓文》来说，“车工”鼓中的三个“吾”就是三种写法，仔细看会发现写法不同。那么这种不同写法是否原书写者有意为之？还不好说。是否古人书写时结构掌握不准，或是刻制时出现偏差？都有可能，这在清代篆书名家作品中就真实存在的现象。比如，吴让之在《吴均帖》中的三个“山”，仔细看差别不大。说明他并非为了追求字形变化而变化，而是按照自己的书写习惯进行创作。吴昌硕临写《石鼓文》更是有着多样性和丰富性。有人会说，晚年临写的《石鼓文》是意临不是实临（准确的临摹）。但我们可以从他早期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他始终没有过“准确的临摹”。再横向比较一下：同时期的罗振玉、王福庵、马公愚、邓散木等都临写过《石鼓文》，都认为是“准确的临摹”，但仔细看依然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特征。

再有一点，很多原作也有笔误。如吴让之所书《宋武帝与藏焘敕》中的“竟”字在作品中没有写到位，左倾且靠下了，我们临写就要让这个字“归位”。再如吴昌硕为陶菴所写的“石鼓文”第三条屏中间最下面的“自”字右倾了，就是无意识写歪了。我们临写这个字就没有必要也写歪，应该按照正常的字形书写。

所以，笔者认为，“准确的临摹”是做不到的也是没必要的。对初学者来说，临摹的“像”才是关键。“像”是微微有个空间，允许误差。误差小，就是像；误差大，就是不像。如同前面我们提到的三个“吾”和三个“山”，写像哪一个都算对。其实，临摹古代篆书最为难以把握还是原作的“气息”和“神采”，这个需要我们下功夫对原作进行深刻理解与长期临习。

邵佩英，男，1962年7月生，天津汉沽人。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篆书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字博物馆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一级美术师职称。师从孙伯翔、韩天衡。

篆书作品曾获第二届中国“翁同龢书法奖”（全国十人之一），第四届全国楹联书法大展全国奖，2013—2015年度书法报·书法海选兰亭诸子提名奖；曾入展全国第七、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第三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42人展，全国第二、三届正书大展，全国千人千作书法大展，全国五百人书法精品展、第一、二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展等。

曾担任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展览、全国第五届刻字艺术展、全国第二届临帖作品展、全国第二届大字艺术展、全国第三届篆书作品展和首届刘禹锡杯全国书法展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