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提笔婉而通，顿笔精而密；圆笔者，萧散超逸，方笔者，凝整沉着；提则筋劲，顿则血融。 ”康有为从方笔顿笔与圆笔提笔的变化中，谈到方圆不同用笔的特色与风格。一个“中含” ，一个“外拓” ；一个“婉而通” ，一个“精而密” ，将方圆用笔的变化分析得非常透彻。

　　“古人作书，落笔一圆便圆到底，落笔一方便方到底，各成一种章法。《兰亭》用圆，《圣教》用方，二帖为百代书法模楷，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欧颜大小字皆方，虞书则大小皆圆，褚书则大字用方、小字用圆。究竟方圆，仍是并用。以结构言之，则体方而用圆；以转束言之，则内方而外圆；以笔质言之，则骨方而肉圆。此是一定之理。又晋人体势多扁，唐人体势多长。合晋、唐观之，惟右军、鲁公无长扁之偏，而为方圆之极则。 ”这是清代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的论述。

　　碑也有方笔和圆笔的不同用法。方笔有《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魏碑大多数属方笔，线条方整而多变化，《张迁碑》于朴厚中见劲媚。用笔以方笔为主，雄健沉着。圆笔有汉代隶书《曹全碑》，与《乙瑛碑》《礼器碑》同属秀逸类，字体娟秀清丽、舒展超逸、风致翩翩。《泰山金刚经》是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也属于圆笔。《西狭颂》则方圆兼备，它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

　　楷书、隶书，呈静态，用笔以方折为主；而行书、草书，奔放飘逸，须化方折为圆转，才能快速书写。八大山人的行草书，用的是圆笔，超逸动人。

　　于右任早年学魏碑，方笔运用纯熟，晚年创造标准草书，用的全部是圆笔。方笔一个极端，圆笔一个极端，仍然可以创造一个艺术世界。方笔、圆笔可以是一位书法家在不同时期的探索之路。在书法实践中，我也曾在一段时间内强调圆笔，在另一段时间里尝试方笔。

　　清代书法家张裕钊的楷书被誉为外方内圆的典范。张裕钊曾专门学魏碑，尤喜《张猛龙碑》，后化碑为己用，用笔苍劲，法度森然，外方内圆。张裕钊的楷书在转折处必作顿按，形成了外方内圆的形态。他是继颜、柳、欧、赵之后，创造的新楷书样式。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他的书法：“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何有宋明。 ”“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 ”

　　方圆之说，通常指做人的道理。

　　“方” ，方正，有棱有角，指做人做事有自己的原则；“圆” ，懂得圆通，世故老成，做事游刃有余，进退自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智欲圆而行欲方” ，既要圆通、中庸，又不失骨气和品德。“方”是做人之本，“圆”为处世之道。“智圆行方”被古人当作人生智慧的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中庸。《论语》中说：“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狂” ，指不拘一格，蔑视俗规。“狷” ，指洁身自好，不肯与其他人一样。重视中庸之道的辩证关系。

　　中庸向外，是“狂” ，中庸向内，是“狷” ，对于传统的文化来说，都是可接受的。但再往外拓，或者向内敛。或者过于“疏野” ，或者过于“守旧” ，都是不可取的。

　　做人与用笔一样，年轻气盛是年轻人的特点，求方是一致的。

　　《杨大眼造像记》是方笔，它用笔更锐利一些，少年们可能更喜爱它，前人评价《杨大眼造像记》是“少年偏将” ，为什么？因为指的是少年的眼光，年轻气盛，内涵不足。古人将字提高到思想方法的层面去讨论。

　　同样是魏碑，同样是方笔，《张猛龙碑》则不一样，撇捺敛锋、收而不放、外方内圆、力能扛鼎，更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

　　圆笔是人们的阅历增长之后的审美取向，圆笔渐渐地被文化人所喜爱。所谓学者字，大多藏锋，内敛，圆笔多。

　　《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

　　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它处在众人不喜欢的地方，因此最接近于道。具有高境界的人，居处选择地方，心胸保持沉静，待人真诚，说话恪守信用，为政善于治理，能把事情处理好，处事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正因为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

　　水看上去处处为圆，顺势而为，而它恰恰可以持之以恒，水滴石穿，也是水的特性。它具备方与圆的看上去矛盾的特征，古人以水为喻，说明对方圆有着极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