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暑临：天津印学从摹古到创新之发展——兼谈天津印人对黟山印学之接受

文章来源:天津美术网时间:2021-01-26 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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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印学研究》（第十六辑），吕金成主编，文物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百年以来，世人对印学之整理研究代有成就，然印学毕竟呈现南盛之势，若论天津印学，罕见知而论之者，查诸印史，编入天津印人者甚少。此原因虽出于多方，然不可不令学者思考。以天津印学史料之梳理与代表性印人之研究为切入点，则可见天津印学从摹古到新变之发展历程，庶几有助于学者之研究，并资今后印人发展所借鉴。

天津印学之不显，盖因其摹古之风存尚既久，又未树造独立之规模。考诸史料，有清一代天津印人或宗秦汉标格，或承明人风气，究其思理及实践，总囿于摹古之途。查史乘集部所载，名流多如是。

如清初人李钊，字所其，号勉庵，为史料记载天津印人之最早者，《天津县志》载其“工摹印，时人比之何主臣、文国博。性孤介，有不当意者，虽千金不奏刀也。”①又如乾隆后期人金铨，号野田，刻印辑有《野田印宗》《善吾庐印谱》，江启淑《续印人传》赞其：“游意六书章草，寄情篆刻，一以秦汉为宗。其刀法苍莽秀劲，绝类何雪渔、苏啸民，与李放亭定业、高青畴秉为时并重。”②文人仰重印学，可见一斑，亦可见其以摹秦汉、尊明人为习气也。

又有嘉道时人赵野，崇古直若极端。赵野，原名梦庚，字尧春（一作晓春），号雪梦。嗜金石、工篆刻，善摹汉印。《津门征献诗》咏赞云：“汉印秦章信手雕。”并引《缄斋杂识》评云：“工铁笔，神似文三桥。”又引《蝶阶外史》评云：“专摹汉铜，视文三桥、何雪渔蔑如也……常曰：汉印有格律、有神韵、有字体，今人不师古法，以意就《正字通》诸书，纵无伪字，亦刻篆字耳，何印之足云？”其所谓汉印“三有”之说，别出心裁，不刊之论，矫时人之弊，亦称卓识。然其宗祖汉印，不可不谓执着，尝云：“汉印无闲章，后之作者，浸失此意，迂若语录，佻若词曲，从人所好，灾及琳璆，虽名手不免，识者病焉。”故而其自欲留传印迹，又以为汉印无闲章，且不愿因世人名字而流布，乃作《草木名印谱》（又名《楮叶集》）以传世。③今人章用秀评曰：赵氏嘉道时人，就印学论，时皖派渐衰，浙派兴起，邓石如一派尚在开创，赵氏极力推崇汉印、注重文字，极有见地，唯其言论或有偏激、过于绝对，故或视其为孤僻怪人其有自也。④可见赵氏以古自封，何其酷也。

亦有通达如周焯者。周焯，字月东，号七峰，《津门征献诗》称其“饶才艺，工分书及摹印”，高喆《青来印谱序》云：“乡前辈周七峰先生工摹印法，尝谓予言：摹印，一镌字匠之能耳。然不足贵者，土木形骸，非精神气味之所存也。是虽一技，然欲出凡流，自名一家，亦颇不易。必本之汉印以探其源，参之诸名家印谱以别其流，博涉乎许氏《说文》及金石文字以穷其变，斯规模具矣。未已也，又必摩挲于三代彝鼎以资其古，沉浸于诗书载籍以资其文，周览于名山大川以资其奇，交游于大人君子以资其雅。久之，奇、古、文、雅之气充乎其中，溢乎其外，有不觉其流于腕底指间者，夫然后超乎凡流，而得自名家。不然，其去镌字匠盖无几何矣”。周氏生活清贫，但雅爱收藏，喜以所藏书画金石与友人相评骘。⑤其既能探汉印之渊源，又能参流派印之别裁，既能持《说文》之正体，又能穷金石文字之变化，以天地文章、君子博雅为印学之助，可谓灼见真知。然彼时津门印学如此公者尚不多也。

且夫印学正如诗、书、画学，执论、践行，实属两端。历代不乏手不及舌者，况就治印而言，以金石文字为领会参考，与将金石文字施于刀笔，亦不同耳。即便以金石文字入印，不成面目者亦伙，故思想与实践同步与否，另当别论。

民国间天津有穆云谷、张朴、王雪民，人称“三印人”。

穆云谷，又名恒谦，字寿山，早年学徐三庚，尝集《徐三庚印存》，后致力于玺印、封泥、瓦当，人称其以神韵入印而自成面目，追求苍古拙重、气魄宏大，仿汉铸印，圆润质朴，灵动逸浑，晚年更臻爽健。吴昌硕见《寿山印存》十册，击节称赏，为之题记。刘芷清评曰：“善篆刻……法宗秦汉，刀法谨言，无浙派之放，亦无徽派之谨。吴缶老尝称之为‘金石妙手’，为大江以北第一人，是以有‘南吴北穆’之称焉。”张朴字穆斋，初学治印摹《飞鸿堂印谱》，早期受明清风气影响，后一变而喜古玺，上追秦汉，然不泥古，大气磅礴，浑然天成，自述“刻印以古朴生动为主，若甜俗呆板便不足取矣。”时人评云：“穆斋之印，上追秦汉，而不泥古，奏刀间铿铿锵锵，又不失法度，故浑然天成，不着痕迹。”一九三三年出版《仿汉吉语印谱》，三五年出版《古玺印谱》。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其手写吴大澂《愙斋集古录》钞本，有曹鸿年序：“吾友张君人牧，嗜古成癖，对于钟鼎彝器、龟甲兽骨以及鈢匋化布等拓片，博搜遍揽，复专精于篆刻，故所作见重于艺林，其所以致此者，殆非偶然。”王雪民，初名衡，又名钊，初字燮民，后称雪民。陆辛农诗赞云：“铁笔大力回山河，师古不泥具卓识，缒幽探奥成婀娜……”又称其“金石甲骨文字之学，不让乃兄纶阁先生。”因其兄王襄（纶阁）为甲骨文早期发现研究者之一，而雪民自少时即与兄共案切磋，饱览家藏甲骨、铜器、玺印、封泥、砖瓦、钱币等，故能取资治印，渐成“静、雅、活”之风格，杨鲁安云：“最早以甲骨文入印者，当属王襄之弟王雪民……自清宣统末年开始以甲骨文入印，到1920年前后日益成熟，并以甲骨文刻边款，迄1942年已臻化境。”⑥三老治印，穆、张二老皆由学清人印而归宗秦汉，王氏则甲骨文入印之第一人，皆可见强烈复古意识。王氏除以甲骨文入印，所作甲骨文边款形神俱佳，就印学论，可谓出“新”而最“古”，其能迅速掌握甲骨文字，领悟其刀法神韵，更可见其复古意识与能力之强。

图一：穆云谷治印

图二：张朴治印

图三：王雪民治印

宗法秦汉，本印学不易之基，然一味摹古，则难在师心自创。除上述诸家，津门篆刻作手不可谓不多，然就印学思想论，多数始终徘徊于古人园地，未能开辟新境。况印人始操铁笔，即以秦汉自树标榜，观者题跋赞论，一仍以秦汉为不变之准绳，直若使师法秦汉为赞美之泛论，至使世人不敢轻信人言而必遇实物以校名实。上述印人，少数印章踪迹尚可寻觅，总体以摹古为主，未若皖、浙等省印人融古铸今，故津门印人未成流派，且盛名不显。

民国以来，天津印人摹古者无非如此，而学通南北，欲藉南方诸流派印而自树立者亦伙，然字法、章法、刀法兼善且能言风格者不多。亦可言南方诸流派欲入津门尚古之地，实不易也。惟黟山黄牧甫氏印学宛如明澈清新之流、好风凭借之力，于津门印学之影响查有线索，且蔚然大观。世人亦多有不知，故愿述且论焉。

牧甫多年居粤，其治印功业亦多有成于粤，年深地远，风气传播容有时日。天津印人蓝云或为天津接受黄牧甫印风之最早者。蓝云（一九一六——一九九二），原名宝儒，字胜青，别号石斋主人、栖鹤亭长。少嗜篆刻，自学胡匊邻、吴昌硕，曾得《吴昌硕印谱》四册，反复摹刻，渐知刀法。青年时入天津美术馆，从俞品三学文字学，从王雪民学汉印，从张穆斋学古鈢，其后又从王襄学甲骨文，并请益于寿石工，故印法宗秦汉，据闻所刊古鈢印几能乱真，曾为张穆斋代刀，不留痕迹，可见功力深厚。又旁及吴让之、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诸家印风，且常以陶文、镜文等入印，颇多能事。一九四二年，二十六岁时欲出版印谱，遂请齐白石审定，颇获青眼，齐氏以七十九岁高龄欣然为其印谱题籖。

蓝云对黄牧甫印风关注较早。一九三五年，黄少穆编有《黟山人黄牧甫先生印谱》四册，经西泠印社石印，蓝氏即购得，心追手摹，颇得黟山风貌。又曾得友人所赠黄牧甫原印二方，体味其薄刃冲刀之法，益得领会。其印风虽不专宗黟山，但因刀法之能，遂易入黟山境界。

齐治源曾评云：“其四五十岁时，印艺已臻炉火纯青，所刻诸体，各有独到，而总起来，又是一家面目，形成自己风格，貌朴而骨清，神足而气静，融前贤诸家之长，而又不失秦汉之本，可谓能事尽矣。”其所谓“所刻诸体，各有独到”，自包括黟山一体，另所谓“又是一家面目”“不失秦汉之本”，亦诚然知者之论也。⑦

图四：蓝云治印

蓝云同时，又有齐治源为早期于天津倡导牧甫印学人士之一。齐氏与蓝云同庚，且为友好。早年曾订蓝氏治印笔单，又知蓝氏从学于王雪民，而彼时齐氏亦始从王氏学，遂与蓝氏结识定交。齐治源（一九一六——二〇〇一），名植橼，依排行自署齐七，号智园，自幼随舅父、天津学人王猩酋习北碑、汉隶，兼及小学、经史，曾师从王襄研习甲骨、金文之学，从王雪民习篆刻，并受锺子年、寿石工等先生指教，因收藏四海印人印章颇丰，故斋名千石印室。

齐氏治印初宗秦汉，触类旁通，晚好黟山，风格卓异，曾自述“近代印人口服而心折者八家——壮年疋丐、念经白丁”（即乔大壮、锺子年、邓尔疋、寿石工、易大厂、简经纶、齐白石、陈半丁），其中数家为黟山派印人或受黟山印学影响者，故观其印迹，终以黟山风骨为多。

近代以来，究风格之要，黄牧甫、吴昌硕二家可谓印学之典范，黄侧重“印外求印”，光洁朗健，所治印更趋于“印”，且精准近于险绝；吴侧重“印从书出”，苍迈浑朴，所治印更趋于“书”，且运用几乎随意。凡艺术近于险绝者，标格独特，一笔一划几不可易，长短倚侧，一旦增损，皆失中和，牧甫印如欧阳率更书，其角度阴阳，毫厘失而面目远，但有赖其取法多途，百川入海，乃置精微于广大，化刻意为自然。而吴氏乃至于齐白石等人，路数虽狭，气象却大，细微处益损不伤其大雅。齐治源于黄、吴二家颇有会心。曾有联语云：“冲白不痈黄劵叟；切朱有力吴缶翁。”世人赏牧甫印，爱其朱文精雅者多，而齐氏指出其白文印看似平直，其实爽利；世人赏缶卢印，爱其白文古朴者多，而齐氏指出其朱文印看似粗重，其实坚挺。此联各有侧重，盖不可以互文观。又有联语云：“一代词宗朱沤尹；百年印长黄士陵。”以印学之牧甫比词学之朱彊村，则推尊牧甫之意显然。

齐氏取黄、吴二家之长，治印善于“写意”，变化多端，酣畅淋漓。余曾整理其遗存印蜕数百方，于此甚有所感。“写意”乃艺术终极之方，从作者论，则有得于言情抒怀，从作品论，则有得于雅正自然，治印若能于方寸之间，游刃之余，近乎写意，则几化境。黟山印风，总体整饬，原不以写意见长，而牧甫巨手，化虫为龙，变化莫测，遂见其能。齐氏以黟山为骨，自运切刀之法，故笔画于娟秀之中见顿挫，于断续之间得沉郁，斯可谓运用黟山而非效颦也。兼之早年习秦汉印与流派印之基础，综合源流，自出机杼，质而能巧，和而不俚，实为难得。

图五：齐治源刻《聊斋志异篇目印》局部

齐氏善作多字印，乐而不疲，多以扁平石片为之，所作面目协调、合而有度，多可与其书风相参会。又喜作组印，如《聊斋志异篇目印》竟多至四百八十八方，诸印面目各异，整体风格统一，匠心运处，颇见甘苦，非等闲印人所能办也，其善于变化，亦可见其“写意”之功。此两种印及其部分零散作品则不限于黟山印风，多有“印从书出”之趣味，可见齐氏仰慕黟山而不囿于黟山；今人习黟山者不能旁涉他家，则病也。齐氏取法黟山已属后期，故黟山实属点染，实属借力，此亦可见齐氏目光高远、善于化用。⑧

图六：齐治源刻多字印

齐氏之后，天津习黟山印风允称大家者必举张牧石。张牧石（一九二八——二〇一一），名洪涛，谱名德彝，因印风宗黄牧甫，又曾师从寿石工，改名牧石，字介盦（取其介如石之意），因曾得黄牧甫“邱园”印，号邱园。张氏早年从齐治源游，齐氏推尊黄牧甫对其容有影响，后经邻居、津门名士冯璞介绍拜寿石工为师，并因同门之谊与巢章甫交游，书画鉴藏见识颇得增益。并擅小学、辞章之学，与寇梦碧、陈机峰并称“津门三子”，学术颇得时贤称誉，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与张伯驹交往甚密，张伯驹将张牧石与陈巨来称为篆刻界“南陈北张”。

张氏十五岁始学治印，后经寿石工等人指点，将钻研黟山印学，但彼时南北地迥，印谱难寻，幸得容庚以珍藏牧甫印谱多册自粤相寄，其中多印为传世印谱所未见者，又因曾由齐治源引荐而从蓝云学，张氏乃探骊珠，逐步登峰，故四十岁至六十五岁之间，以牧甫印风为皈依，用刀爽利劲健，章法文气十足，用广大而致精微，精品迭出。在所着《篆刻经纬》中评价黄牧甫云：“犀利无前的刀法刻出秦汉印之銛锐棱峭、高古朴拙的韵味。其腕力之强，堪称无双……沉稳中见流动、挺劲中寓秀雅，貌似平直而极活脱，静动、方圆、巧拙互为参见。其用刀刃薄锋利，是此前主张刻印要用钝刀的革新。他的学生李尹桑曾说：‘悲庵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马国权兄以为此语未见其全，牧甫虽得力金文特多，但主要仍在秦汉，因此说其工只在吉金或三代以上吉金更是未见其全的。此论甚确。”⑨张氏继承牧甫印风，即如其评牧甫之所论，并于牧甫印风广大之中得其巧妙。牧甫治印之巧妙，在定中有变，硬中得活，张氏颇参悟之。曾大量临摹牧甫印，然非亦步亦趋，而能别具心裁，在章法之布局和结字之倚侧上颇得巧、俏之致，临摹尚且如此，而自运更擅发挥。

图七：张牧石临摹黄牧甫印（图片下方为黄牧甫原印，上方为张牧石临印）

图八：张牧石“天津杨柳青画店制”同文异构印

张氏学牧甫印，早期极臻化境，且腕力雄强，刀法精准，其后腕力渐有不济，但能不减韵致，则有赖于学养，故仍文气瀰漫，深雅非凡。此时张氏之印，若与书作参看，已见“印从书出”之趣味，用笔不一味平直光滑，结字不一味斩钉截铁，由“印”而近于“书”，实已是“写意”之黟山。六十五岁以后，或因体力所致，兼从缶卢取法。其实，张氏对缶卢印风素有推崇，《篆刻经纬》尝言：“吴昌硕能以写石鼓文苍朴雄浑的笔法刻印，开拓了富有写意的篆刻艺术新径。其郁勃雄伟的气魄和逋峭古拙的风貌，是一时无两的。”⑩张氏取法缶卢，不以郁勃雄伟、逋峭古拙为主，而参会“写意”，达到印从书出，书印结合，故而从心所欲，法于无法。此齐治源与张牧石异曲同工之所在，皆甚得黟山印髓而臻于写意之境。(11)

张氏之后，沽上习黟山印风最精纯者，允推曲世林。曲世林（一九四五——），号愚辰，别署辰芬，因印宗黟山，故自号师黟山人，斋号师黟山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张牧石学治印，并得龚望、余明善等人指教。张牧石《题曲世林印谱》诗云：“愚辰篆学有宗工，摹汉追秦法牧翁。为印为人同古道，不教狂谲染时风。”曲氏自秦汉印至于赵之谦、吴让之、黄牧甫，治印无一笔无来处，弃绝时俗尘滓，其刀法之精纯、章法之雅正有直追黟山之势。其始学印章之时虽已过而立之年，但直至七十岁治印尚能腕力雄强，令人艷羡。其所治印，有一往无前之势，然每治印，必辗转精思，修订佳构，故品读细节，颇可见匠心寄托之处。

曲氏《治印有感》诗云：“刃游方寸雕虫技，私淑冷君师攘黟。走马塞针精妙处，个中甘苦自家知。”曲氏印学博参诸派而能得黟山正法，颇得印内求印与印外求印之真谛，笔者曾跋曲氏印屏云：“流派印中，亦有巨流、涓滴之别，若黟山者，可谓大宗，庞纳博采，广开法门，观近岁学者之众，且图书整理出版之多，可知也。然今人习黟山印风者有数弊焉，一曰线条直且细，视若针芒，每嫌扎得慌；二曰转折方且硬，触如角铁，每嫌硌得慌；三曰路数单一，取材狭隘，每嫌笨得慌；四曰结构失衡，重心不稳，每嫌悬得慌。彼所以四慌者，盖未见牧甫功力学养之百一也。曲氏治印，绝无此‘四慌’之弊。世人学牧甫，治印线条扁平，曲氏学牧甫，治印线条立体，此最难处。曲氏学黟山殊为纯粹，常自云师黟而出不来。此何伤乎，若以涓滴为师，路途狭窄，出不来则自束也；兹以巨流为师，路数宽广，则波澜壮阔，畅游大海，出不来非困于学也，实学之精且专也。且黄则黄、曲则曲，莫视款识已知有别者，其印因人自异也。故曰师黟，不如曰以黟师印，守故自新，亦可以为师矣。曲氏治印，世人每赞其刀法爽利精准，然刀法之外，更具布局之和谐与感受之张力焉。因其和谐，故无论印面方圆三角，无论二字三字乃至七字九字，皆为调匀，因其富张力，故二字者不觉荒疏，而多字者不觉闭塞也。治印之事，首于技也，无非线条章法二端，唯和谐最难，能至之者可达于艺，乃可言张力，则能不病不弱。欲和谐必包容变化，欲具张力则必冲出印面之外。此亦古人所云‘功夫在其外’。”若论习黟山印学而以学养参会，则张牧石、曲世林诸家莫不如是。

图九：曲世林刻《乌夜啼》词组印

曲氏曾言：牧甫所用文字甚多，三代秦汉素材几乎囊括，配合利落冲刀特质，让人终能找到“出口”。传统艺术无非“进”“出”两步，忍得住寂寞，放得开手脚，还要找准先人留下之“机会”。牧甫印则富有“机会”，丰富而充满发展之可能。若换成如齐白石此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奇才，则很难走出前人局限。篆刻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得养。从文字学到书法审美，从印面布局到线条质感，从典籍出处到印石材质，篆刻一门似乎有挖掘不尽之宝藏。(12)此真会心良言，曲氏数十载探索黟山印学之“机会”，养浩然之气，得黟山三昧。津门印人之学黟山而有得者，盖莫不如是也。

图十：曲世林治印

曲氏同时，又有韩祝龄，以黄牧甫印学为基础，融化乔大壮印风，卓然有成。韩祝龄（一九六一——），字东石，因雅爱乔大壮印学，号师壮楼主，斋号师壮楼。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师从齐治源，喜三代吉金文字及秦汉碑版，于中山王厝器、三公山碑用力尤多，治印遂学汇多途，由黄牧甫而乔大壮，自成面目，工稳典雅，宁静庄严，富庙堂之气，允为印坛作手。尝有人问张牧石天津印学谁者为优，张氏脱口而出，答曰曲世林、韩祝龄，实非虚誉。

曲世林《师壮楼印撷·跋》中云：“祝龄书法由石鼓发轫，于两周金文多有涉猎，亦旁及秦权汉篆，以之入印，妥帖自然，正合‘印从书出’之意。印章则从先秦古鉨、秦汉印入手，根基扎稳，后转而放眼明清流派印……于黟山印人研究颇深。寿石工印刚健圆转醇厚秀逸之神态，邓尔疋用字取材之广简，琴斋书印率真旷达之意象，对其篆刻取法多有影响。尤其对华阳乔大壮之印读之甚精，用力最勤，将乔氏印虚实欹正、挪让穿插之章法，圆方自适之形与神，烂熟于胸。虽然从未临刻过一方，但所作多有乔氏风神，继承了黟山派用刀光洁而不失古趣，清劲洁净典雅之印风，真善学者也。先师张公牧石先生曾以学乔氏者韩君第一誉之。”并有诗赞云：“却看书印寓圆方，儒雅劲遒存古香。文字意追三代上，黟山而后有韩郎。”(13)张牧石、曲世林之学牧甫，均曾勤勉临习，而韩氏学黟山、波外，则未尝临一方印，全凭观而味之，化而运之，此与他人不同之处也，可见其善于运用，且所学在于牧甫之雄健、大壮之温雅，故而印风端严深邃，抒怀写心。

印学之“印外求印”是流派印之巨大贡献，与“印从书出”为印学拓展之两大途径。二者间并无高低之分，唯“印外求印”已为印学具眼者所共识，而“印从书出”则当以个人书风之特色与治印风格之塑造为条件。黟山印风固“印外求印”之典型，而如欲“印从书出”则非易事。张、曲、韩三家治印，入手则直接黟山，张氏从“印外求印”到“印从书出”之过程，存在于取法风格之转变与自身书风之渗透；而韩氏自始即能将“印外求印”与“印从书出”有机结合，实为黟山印学之一大进步。此与韩氏对甲骨、金文、篆书之研究及多年中锋临书之养成有极大关系，尤其金文之研习有助于增进其书、印之间密切关系，故其书如“铸”，其印如书。牧甫之印总体以“方”见长，而韩氏之印总体则以“圆”见长，此亦将波外印风引而伸之之所得也。

图十一：韩祝龄书法

韩氏治印，不画印稿，中锋冲刀，两笔则成，其刀法之精准，令人叹为观止，仿佛刀刻即笔书也。亦善治多字印及组印，印文穿插挪移，出人意表，至险绝为冲和，寓错落于停匀，实大方之家也。

图十二：韩祝龄治印

黟山流派印人中，乔大壮以天资异禀，兼腹有诗书，治印戛戛独造，精严之中刚柔并济，雄壮之内巧妙自然，为印学之温柔敦厚者，印风颇具抒情性。此其对黟山印学之发展。韩氏以心领神会之能，旁参博运之功，丰富乔氏印学之内容，拓展乔氏印风之境界，则又一进步也。

清代以后，天津印人因摹古之习气既久且坚，纵有名家，却罕见独自树立之士，其间偶燃星火，未成燎原之势，更无可谓印学流派之产生。近代以来，学通南北，流派印之影响于三津日益明显，但或因印人学力不济、刀法不精，或因印风不够淳正、特色不明，亦未成为规模。有于一地成名者，放之四海而逊色，有于一时可观者，然多属实用性大于艺术性、文献价值大于艺术价值。当代信息媒介流畅，网络号称“万维”，印人参考便捷，学术易会多元，已非流派印产生之时代，而实在进入流派印借鉴运用、融会综合之时代。黟山印风之流入津门，其迹可寻，其绩可彰，尤为难得，打破过往摹古之风，成为流派印繁孳之成功案例，此亦证明黟山印学法门之广大。本文所举齐、张、曲、韩四家，学有渊源，印堪典范，榜之印史亦有其自，虽非津门黟山印风之全体，然代表性之作家也。他日言印学史者，若置津门印人之席地，当于此可观。

注释：

①《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中）》，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06，P192。并参见《沽上文谭》，章用秀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01，P161。

②参见《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郭蕴静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09，P406。

③参见《典籍中的北辰（赵野词条）》，杨光祥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06，P750-752。

④参见《沽上文谭》，章用秀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01，P168。

⑤参见《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郭蕴静等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09，P406。《津门诗钞（上）》，梅成栋纂，卞僧慧、濮文起校点，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01，P43。

⑥参见《天津书画艺术史》，尹沧海主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年5月版，P100-103。

⑦参见《印人蓝云先生》，尹是程文，《今晚报》2003年3月23日；《栖鹤亭中的蓝云先生》，张金声文，《新天津》2014年11月8日。

⑧参见《齐治源书法篆刻集》，齐新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4月版。

⑨《篆刻经纬》，张牧石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版，P59-60。

⑩《篆刻经纬》，张牧石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版，P60-61。

⑾参见《张牧石印谱》，张牧石着，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版，并书后赵祥立所作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