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厚圃：我与大伯宁书纶先生的书法情缘
宁书纶先生（中）、宁春圃（右）、宁厚圃（左）在一起。
我与大伯宁书纶先生的书法情缘
宁厚圃
2021年4月11日下午2时，大伯宁书纶在天津家中溘然长逝。
宁书纶，字言如，室名“慕頫斋”，1923年生，天津市人，生前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天津市南开区政协顾问。
一个多月来，大伯教我书法、教我为人的场景历历在目，总让我夜不能寐。但我仿佛才真正地意识到这位可亲可敬、和蔼慈爱、严谨博学的老人再也回不来了。我以为，回顾跟我大伯学习的经历，总结我大伯的书法精神并继承发扬，是怀念老人家的最好方式。
宁书纶先生为宁厚圃题写的第一张墨宝
一、大伯对我的书法启蒙
在我家书架里摆放着一个镜框，里面镶嵌的白卡纸上是大伯为我写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的祖父和大伯的父亲是堂兄弟，而祖父与大伯年龄相差四五岁，在抗日战争期间大伯一家还曾住在我家。1981年我祖父去世时，大伯到我家帮助料理后事。写过“门报”之后，我父亲对大伯说：“厚圃也喜欢写字，请您给他写张字帖吧！”大伯就随手从书包中拿出一张卡片纸，写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并在下面题了“厚圃努力学习”几个小字。我在旁边仔细地看大伯写下这些字，如获至宝。这就是我同大伯的第一次见面。当年父亲在食品公司工作，离大伯的单位百货公司很近，有时就将我练习的书法作业拿去给大伯看，每次大伯都认真地做了批改，写了许多鼓励的话，还送给了我一些字帖。大伯在书法艺术上对我的启蒙，让我真正喜欢上了书法。上中学后，我从参加学校书法兴趣小组开始，在崔庆吉、李萍老师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临写了柳体《神策军碑》等字帖，还被推荐到河西区少年宫、沧燕书法专科函授学校学习，从理论和实践上对书法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我的中学时代，大伯在《中国书画报》作编审工作。当时的报社离我家只有两三个路口，我时常去找大伯学习。1986年夏天，父亲请大伯到我家做客，大伯看到在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当年写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和我的临帖时，感叹不已，当场补上题款和印章。家里当时除了元书纸，还找到几张高丽纸，大伯就在高丽纸上写下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送给我。这一大一小两幅警句，一直激励着我刻苦学习。
大伯是天津书法界的大家，有“华夏第一赵”的美誉，而我也想“近水楼台”，直接向大伯学习赵体。1991年我考入大学后在一次同大伯的谈话中，表示要转学赵体的想法。大伯欣然同意，并当场拿出当时全国的统一教材《中学生字帖――赵体》给我讲解起来，随后还写了前两页的字给我做示范，令我非常激动。可是上手一写，感觉赵体字从笔划到结构难度非常大。对于初学的我，临写出的字可以说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真不好意思拿给大伯看。但每次大伯看后都会鼓励我，总是细心地边用红笔批改边给我讲解、示范。在大学时代，我一直在临习《胆巴碑》和《妙严寺记》，渐渐地有了一些进步。大伯还让我涉猎一下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先试着练。他说，单独写赵体，一些古人的笔意不容易表现出来，可以通过学习借鉴王羲之的字来丰富自己。同赵体的那两本字帖相比，《圣教序》就更难掌握了。也许是有了一定基础和年龄增长的缘故，畏难情绪不明显了，心手配合的协调性也在逐步提高。果然，通过对《圣教序》的学习，再临写《仇锷墓志铭》和《出师表》时入手就快了。按照大伯的要求，在专攻《圣教序》时逐渐把笔划写细，锻炼了笔力，从中收获颇丰。
大学毕业前夕，大伯拿出一幅写好的横幅送给我。上面写着：“大本领人当日不见有奇异处，敏学问者终身无所为满足时”。他说，你的学业有成，书法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希望你走向工作岗位后能够不断进取，同时继续学习好书法，把良好的家学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他为我明确了“遵循传统一丝不苟，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融会贯通不断发展”的学书之路，要求我在临帖的同时，注意搞好创作，注重运用书法的特长促进工作，这些要求令我始终难忘，终身受益。
宁书纶先生指导宁厚圃书法。
二、大伯对我的学书指导
大伯教导我，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必须尊重传统，在继承中创造性地发展，在比较、研究中提高欣赏水平；必须加强历史和文化知识的学习，提高审美的理解能力和阐述能力；必须掌握书法艺术的基本知识和规律，进而提高书法创作水平和艺术境界。大伯的谆谆教导和殷切期望鼓舞着我，无论工作多忙都坚持练习，而且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拿着自己临贴的习字和创作的习作请大伯批改。每次大伯都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讲述和示范。有的问题第一次讲解后如果没有改好，第二次见到时就会更详细地讲一遍。我把这些零零碎碎的范例集中起来，放到文件夹中，四十年积累下来已有了十来册，成了我学习书法、提升书法水平的宝贵资料。每当我拿着作业请大伯批改时，他常问我这个字帖临写了多少遍，由此使我真切地认识到，学习书法要特别注重以正确的方式，增加有效临习的数量；他常问我这个字帖的字形能不能背着写下来，由此使我真切地认识到，学习书法要以特别注重观察与记忆，以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他常问我能不能用这个字帖的风格创作作品，由使我真切地认识到，学习书法要特别注重总结归纳学以致用……而今再也听不到大伯循循善诱的教导了，但那些教导又仿佛就在耳边，我将永远铭记。
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静心、潜心临写字帖。大伯要求我不要学习他的字，而是要深入学习古人来丰富自己。在他的指导下，我还临写了集王羲之书《兴福寺半截碑》和墨迹传本及《黄庭经》《智永真书千字文》《灵飞经》《书谱》等，精研了赵孟頫的《三门记》《归去来并序》、李邕的《法华寺碑》《岳麓寺碑》等重要碑帖。为提高运笔速度、把握整齐章法，他要求我用羊毫小楷在毛边纸上反复临写《灵飞经》，见到我的临作有了进步，还欣然为我临写的《灵飞经》题签。
宁书纶先生课徒手稿
我在书法方面的每一个进步都凝聚着大伯的心血。大学毕业后我先在一家报社做编辑记者，后来又到市级机关工作。初到机关，我的书法作品在参加书画展览时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注和肯定。很多人都由此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跟大伯学习书法的故事。我所在部门的领导要求我写一张“天道酬勤”的条幅挂在办公室。我请大伯指导我完成这个作品，老人家很高兴，给我讲了如何写好这个条幅，并做了示范。作品写成后不少来办公室办事的人还以为这张条幅是大伯题写的呢！这张条幅一直挂在办公室，直到机关搬迁时我才把它摘下收存。这四个字也鼓舞着我勤奋工作、努力学习。
我的书法创作之路也由此开始，在一些展赛中初露头角。2009年，我在由天津市总工会、市文化广播影视局等单位主办的第三届天津市职工艺术家评选活动中，有幸被评为“天津市职工艺术家”。当我把证书和奖杯拿给大伯看时，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又给我题写了孙过庭《书谱》中的一句话“初学分布，务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他说，这是学习书法的三个阶段，要好好把握。他勉励我要把成绩当作起点，在艺术上不断追求进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些都成了我的座右铭。
宁书纶先生、宁厚圃在一起。
三、大伯对我的人生教导
在同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界的有关人士接触中，每每当我提到大伯时，他们都会对大伯的人品、书品大加赞赏。我逐渐从人们的口中了解和印证了我心目中大伯的形象。为此，在我学书的过程中，不但把学习书法作为提高自身修养、人格修为的途径，享受艺术创造之美，充分发挥自己爱好书法的特长，而且向大伯学习做人，努力做到德艺双馨。
大伯对书法创作和教育工作倾注了全部心血。大伯是从苦日子中走过来的，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书法爱好者不分远近、门第，都倾囊相授，尽力提携。作为一名书法教育家，他从改革开放以来任教四十余年，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几千名学生，从中走出的国家级、省市级书法家有几百人，其中不乏书法大师。大伯留下有《赵体字教材》《行书圣教序教材》《赵体字学习指南》和《宁书纶书法作品集》等十余本专著，刊行海内外，为我们研究书法提供了学习指南。在大伯的鼓励下，我着手创作了一批书法作品，并参加了全国和市、区的书画展赛，并多次获得重要奖项。在书法创作之外，我也加强书法理论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临写《仇锷墓志铭》的体会在《中国书画报》发表，论文《浅论以人民为中心的书法创作导向》入选中国书协举办的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并在《中国书法报》刊发。
大伯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身体力行。我曾多次有幸跟随大伯参加一些书法活动，看到大伯熟练背诵和书写古代著名诗文，羡慕不已。我除了坚持临帖习字，也注重学习背诵古代优秀经典文学作品、学习书法理论知识，以提升一名“理工男”的文学修养和国学素养；到西安碑林、龙门石窟等地看历代名家的原碑，揣摩古人的笔意，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书法之美；到展馆学习观摩古今佳作的原迹，博采众长，不断丰富自己的创作灵感。
宁书纶先生指导宁厚圃书法。
2015-2016年，我每周二晚上下班后都坚持到天津美术学院旁听吴崇义老师关于中国古典诗词曲赋创作的课程。一年下来，了解了格律的基础知识，也可以按照格律填词作诗了。我还参加了市书法家协会举办的“艺文兼备”——天津市青年书法骨干培训班，努力静下心来多读书，加强传统文化学习，自觉提高文学、文化修养。每当我将学习收获向大伯汇报时，他都很高兴，并鼓励我做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者。
大伯对公益事业当仁不让。正是大伯坚持以人民大众的需求为出发点，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才使大伯的书法作品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化精品。许多人把拥有大伯的作品作为一件幸事、一项追求。但大伯从不炒作自己的作品，每当灾害、瘟疫发生后，大伯都积极捐献自己的作品。我也向大伯学习，热心公益事业，书法作品多次参加抗震救灾、爱心助学、扶困助残等慈善义卖活动。2013－2015年我在宝坻区尔王庄镇驻村帮扶期间，为三个村的每个困难户书写了大门上的春联和福字。返回工作岗位后，还应邀为小宋庄村、潘套村题写了进村牌坊、村标。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我积极响应市文联和市书协的倡议，书写了抗疫作品发表在有关公众号上，为抗疫斗争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我把作品拿给大伯看，得到了老人的肯定。大伯对语言文字的准确性十分重视。他的桌边常摆着各类字典，我后来才明白是用来验证文字特别是繁简字转化正确性的。
一次，他指着一个写着“氣叶金蘭”横幅上的“叶”字告诉我，这个字读“xie（二声）”，不要写成“葉”字。说着，拿出《四角号码字典》查出相应的字，并提醒我注意简化字转换成繁体字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他时常对我创作中的简化字转换成繁体字的情况进行提醒和纠正。我从中看到了大伯严谨细致的学风，也形成我对书法作品、各类文稿中错字病句有错必纠的“洁癖”。著名作家蒋子龙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字何以成“宝”》的专访文章中指出：“原来老先生（宁书纶）与墨结缘，是把中国字当宝贝般看待，受不了被糟践。正由于此，他的字才是货真价实的‘墨宝’！”
2021年1月24日，宁厚圃和父亲看望宁书纶先生时合影留念
常有人问我，大伯何以高寿。我觉得严格自律是高寿的重要因素。记得第一次随父亲到大伯家拜年时，大伯还住在北马路锦佳胡同的平房里。一间大屋隔出三分之一给春圃大哥一家住，余下的是大伯两口的卧室兼客厅，而大伯的书房是搭在正房旁边的一间 3 平方米的小屋。书房里一张双人床占去了大半，而床上各种书和纸又占了一半，床前是一张小折叠桌。这场景震撼了我，真难想象一位大书法家就是在这间斗室、这张小桌上写出一幅幅大气优美的佳作。也正是那间潮湿阴暗的斗室影响了大伯的身体。
他年轻时就患有胃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以后的居住条件逐步改善，但病痛一直影响和折磨着他。大伯不吸烟、不饮酒，注重按时按量服药、坚守医嘱，心地善良、心态平和，对生活的低标准和对艺术的高标准，加上子女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享得99岁高寿，无疾而终。
有位同门师兄说，参加完大伯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天边有一朵长长的白云，随着一阵风远去了，那就是大伯驾鹤西行。但大伯的精神还在。大伯的教育和鼓励，不仅是指引我在书法艺术海洋里遨游的航标，更是我做人、做学问的灯塔。大伯虽已远行，我坚信与大伯的书法情缘必将持续……
告别中国当代书法大家宁书纶先生：德艺双馨泽后世 只留清气满乾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