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名家怎样“玩”碑帖

 

龚心钊购入宋拓宋装本《九成宫醴泉铭》后，对其重新包装，特将收藏的晋代茧纸贴于其上，以示重视。

 

九成宫醴泉铭（局部） 龚心钊藏本

 

    段奇

　　现如今，说到书画碑帖，人们往往会更加看重前者，毕竟墨迹真迹嘛，但是吴湖帆肯定不认同这种判断，他最为熟知的斋号有“四欧堂”“梅影书屋”“丑簃”等，这几个斋号涉及到他的七件藏品，其中有五件是碑帖。如“四欧堂”的名字取自《四欧宝笈》，“丑簃”则来自其收藏的海内孤本隋代《常丑奴墓志》。还有一件绘画，一件宋刻古籍。如“梅影书屋”的名字，据吴湖帆的孙辈讲，来自当年潘静淑陪嫁带来的宋人汤淑雅《梅花双爵图》和宋刻印版《梅花喜神谱》。

　　吴湖帆收藏过的晋唐宋元书画名迹不可谓不多，所以这个比例更能看出金石碑帖在吴湖帆眼中的分量，当然，这也不是他标新立异，而是清季以来金石文化大行其道的余波所及。在当时，碑帖的地位丝毫不逊色于书画。当时顶级的藏家收购到心仪的碑帖，往往会对其进行一番全新的“改造”。至于“改造”的效果，就是藏家财力与品位的综合体现。所以，金石文化从来就不止于碑帖本身，得配上历代藏家的不断加持，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这其中，玩成典范的当属龚心钊和吴湖帆。

　　龚心钊与宋拓九成宫

　　1934年农历腊月二十五，龚心钊经北京庆云堂张彦生介绍，以6000大洋高价又购藏一本宋拓《九成宫》。先付3000元，尾款在1935年农历二月初十左右付清。

　　这件拓本是难得的宋拓宋装本，到了龚心钊手上，他又进行了一番精心改装。但是他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尽量保持原件风貌。

　　如原书封面、封底的面料用的是缂丝，虽然多有磨损，但重装时只用包角的余料略做补缀，基本保存了宋代缂丝的原貌。

　　碑文四边的旧装宋纸都予以保留，不作更新。即便是校碑记录，也是另纸抄写，贴裱在拓片上。

　　原书的背页因为年久脱落，重装时也是修旧如旧，用了储蓄的宋软黄纸、贵州楮皮纸各一层进行了加褙。这些操作他都记录下来贴裱在册页后面。龚心钊对于古纸的收集非常痴迷，常常是连边角小料都不放弃，遇佳纸必收。在这件拓本中，他特意把自己收藏的珍贵晋代茧纸贴于其上。他当然不舍得在晋纸上注明，于是又另纸写上说明文字贴在这晋纸上。现在网络流行的无限套娃，堪比于此。

　　从记录中可知，为了装好这部书，龚心钊特地把北京的名工王仪堂招来了上海，完工之后，想必龚心钊非常满意，特别让王仪堂题写了一张名条，粘于书背。旧时，这种装裱工作的师傅基本上不会留下姓名，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褒奖。

　　所有程序走完后，他再拍照“观碑图”留念，并将照片装潢入册。

　　最后加固旧装的明代提花缎如意纹四合函套，再包以柔软坚韧的麂皮。一套操作干净利落，对藏品来说是锦上添花。

虞恭公温彦博碑（局部） 吴湖帆四欧堂本

　　吴湖帆与《四欧宝笈》

　　吴湖帆一生中最珍视的收藏莫过于《四欧宝笈》。“四欧”中《化度寺》、《虞恭公》、《皇甫诞》原为清代潘祖荫旧藏，1915年潘祖荫的侄女潘静淑嫁吴湖帆时，此三册曾是陪嫁物之一。1924年吴湖帆另觅得宋拓《九成宫》，1926年遂将四册合装同贮一匣，始名曰“四欧宝笈”，并取斋号为 “四欧堂”。

　　其实，光是三本欧阳询的宋拓也是不得了的，但是当它们在潘祖荫手上的时候，还并没有大放异彩，反而是吴湖帆，在前人的基础上精心包装，最终让这几本宋拓本举世闻名。于是这就成了藏品与藏家互相成就的经典案例。

　　吴湖帆是怎样成就《四欧宝笈》的？跟龚心钊类似，四欧宝笈的装潢，吴湖帆也是事无巨细亲自参与的。四册宋拓欧阳询碑帖同一样式装裱，以乾隆古锦为封面，红木镶边，是善本碑帖装裱的一个典范。四欧宝笈的楠木书箱同样匠心独具，箱内另设四个书匣，选用上乘的金丝楠木，箱与匣的造型与插口样式，无不中规中矩。

　　箱盖上的吴湖帆手书题刻“四欧宝笈”等字，既灵动又典雅。碑帖上的绘画、题签、题跋、印鉴，系统地还原了四欧宝笈的收藏史和鉴赏史。拿绘画来说，吴湖帆一生收藏古碑帖孤本和名品约六七十种，但特意在碑帖册首作纪事画的绝无仅有。《四欧宝笈》每帖册首均有吴湖帆所作的一幅山水小品，是独一份的待遇。这些作品分别作于1925年至1927年间，四图尺幅虽小，然而气势恢宏，是吴湖帆早年绘画精品。

　　此外，《四欧宝笈》上名家题签、题记、观款累累。吴湖帆在前代名家题跋的基础上，又遍邀文艺界、学术界、收藏界的大佬，均为一时之选。据上海图书馆仲威统计，册前题端者，分别由王同愈、罗振玉、朱孝臧、吴郁生四位来领衔，册中观款题记者，自1926年到1949年，大致有罗振玉、冯超然、高時显、朱孝臧、吴梅、吴曾源、张茂炯、吴兴让、蔡晋镛、郑邦述、方还、蔣祖诒、陈曾寿、褚德彝、陈承修、方还、李浩生、朱豫卿、沈迈士、沈尹默等数十位，如此强大的观款题记者阵容，这在当时也是极尽奢华与难以想象的，遍观国内外其他善本碑帖，无一有此殊荣。从中我们可以想见，当年四欧堂内高朋满座的空前盛况。

    最奇特的，是在当时争讼不断的《化度寺碑》，里面还有法国人伯希和的法文题跋，这大概也是吴湖帆的首创了。这里面，又涉及一桩乌龙事件。现在论欧阳询，人们首先想起的就是《九成宫碑》。实际上，《化度寺碑》才被广泛认为是欧阳询的代表作。元代赵孟頫说：“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不过传世善拓太少，此碑原石又早毁，所以名声不及前者。早在北宋，范雍在南山佛寺见这石头碑帖时，就禁不住叹为“天下至宝”。谁知道，那寺中的半吊子僧人听岔了，误以为石中有宝。结果，“破石求之，碑断为三，后经靖康之乱，残石毁佚。”幸好，还留下了拓本。清代金石大家翁方纲看过六部宋拓的《化度寺》，偏偏把后来的吴湖帆藏本定为翻刻本。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一件剪条裱本的《化度寺塔铭》，此残本仅存二百二十六字，总计六页，其第一页被法国人伯希和得到，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而后五页则到了英国人斯坦因的手中，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皇甫诞碑（局部） 吴湖帆四欧堂本

　　敦煌出的拓片后来被影印出版。1924年，吴湖帆看到了这个本子，悲催的是，这个有封存年代下限，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唐五代拓本的本子，和自己手中的《化度寺》仍旧不一样。最明显的，敦煌本“化”字第三笔啄画没有穿过第四画。但是四欧堂本却有穿过，这从此本早年影印本即可看出。在这双重打击之下，为了给自己这本《化度寺》正名，吴湖帆煞费苦心。首先，为了认下敦煌本这个野亲戚，吴湖帆把自己的藏本依葫芦画瓢，照着敦煌本把刚才说到的“化”字给涂改了。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据，他还在一旁说这是前人描摹的痕迹。

　　然后，他请来当时是金石界大佬的罗振玉写下至关重要的鉴定意见：……甫一展观神采焕发，精光射十步之外，不必一一与敦煌本校量，已可确定为唐石宋拓。且存字之多至九百余，为之惊喜欲狂。而册后有翁阁学跋，因与他本不同，反以此为宋人复本，以蔽于所习，致颠倒若斯……

　　1935年，中国要参加伦敦国际艺术展，主办方请伯希和来中国查看展品的质量，吴湖帆得到这个消息后，特意带上他的这本《化度寺》拿给伯希和看，而伯希和看后也说四欧堂所藏跟敦煌藏经洞所出一模一样，为此吴湖帆还让伯希和用外文写了段跋语，以此来证明他的所藏是唐拓没有问题。其实，敦煌本笔画偏肥，神采远不及四欧堂本，是翻刻本无疑。在传世的拓本中，四欧堂本才是真正的唐石宋拓，现在已经得到学界公认。事情真相令人大跌眼镜，如仲威所讲：历代碑帖涂描均是伪品照真品样式涂改，此乃真品参照伪品样式涂改，可算孤例一则。

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局部） 吴湖帆四欧堂本

　　四欧宝笈上还留下了大量收藏印章（其中不少是出自陈巨来先生之手），诸如：“吴湖帆”、“吴潘静淑”、“四欧堂印”、“四欧堂读碑记”、“湖帆宝此过于明珠骏马”、“梅影书屋”、“吴湖帆潘静淑珍藏印”、“江南吴湖帆潘静淑夫妇并读同珍之宝”、“湖帆秘宝”、“静淑欣赏”、“丑簃长乐”等等，这些文字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印章，穿插在拓本中，既平添了不少生气，又牢牢地打上了吴湖帆收藏经历的烙印。钤印也有门道，吴湖帆这些满目琳琅的收藏印，让四欧宝笈宛然有皇家的收藏气象，但显然，吴湖帆比乾隆更懂得钤印之道——不损及原字本身。其中有四方印章，可能自刊刻起，只钤印过一次，它们分别是：“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唐石真本化度寺碑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九成宫碑之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温虞恭公碑之印”、“吴氏四欧堂所藏宋拓皇甫明公碑之印”，这四方印章是专属于《四欧宝笈》的，无法移作它用，极尽奢华。

　　1960年，担任文物征集工作的王壮弘先生偕张彦生至吴氏嵩山路寓所时，吴湖帆特意拿出了《四欧宝笈》给他们观赏，此后不久，《四欧宝笈》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花了整整两万元购得。据说，当时的三千元，可以在上海市中心地段买到一栋带天井和前后厢房的层楼石库门住宅。而吴湖帆收藏的存世孤本《许真人井铭》，当时购价也才七百元……